孟子与百姓生活: 国学经典力作

文/田玉川
孟子的“仁爱”思想分三个层次和三种境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章句上）“亲亲”，为第一层次和境界，以孝为本，意即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仁民”，为第二层次和境界，即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爱所有的人；“爱物”，为第三层次和境界，即像爱人那样去爱万物。
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依次渐进，由亲到民，由民到物。其中，由亲到民，是爱人；由亲、民到物，是爱物。
三个层次，三种境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伦、人文和生态生存系统。
爱贯穿其中，仁才能实现。
而“亲亲”，是“仁爱”的内核；孝，又是“亲亲”之本。所以，“仁爱”先由孝始。
何谓孝？
今天的超女酷男知之者恐怕不多。
但不知不等于不需和不行。现代家庭中，往往缺少的不是金钱和现代化的家电，而是孝道。有的家庭讲民主，父母与孩子为朋友关系。当孩子进门直呼父亲：“哥儿们，把拖鞋给我提过来！”对母亲大喊：“老姐儿们，你为何还不给我打洗脚水？”不知置身这样的民主氛围之中，父母有何感想？有的孩子过年向父母索要巨额压岁钱，未得到，便煞有介事地向法院提出诉讼；有的孩子视父母如奴仆，只知一味地索取，不思一点回报……“子不教，父之过。”（《三字经》）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不讲一些孝道，行吗？
孝道，并非全是过去不加选择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中还蕴含着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中很多精华，岂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在社会 文化思想转型的当代，继承孝道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很有必要。
《孝经》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个人的品德如何，孝为根本，全凭教育培养。
孟子更是把孝提高到仁的高度，“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章句上）孝敬父母就是做到了仁。并认为一贯推崇备至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己矣。”（告子章句下）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孝道为做人的根本!
如何行孝于父母?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万章章句上）天下没有比孝敬父母更大的事了！孝敬有二：一要尊敬，二要奉养。
具体该如何做？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滕文公章句上）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出了孝敬父母的具体内容。养育之恩，天高地厚，穷其终生，也难报其万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诗）故而一丝一毫都不能疏忽和懈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从爱护父母给的身体，到修身养性，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一生都在牢记父母教诲，报答父母之恩。“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从居住、病患到情绪变化，以及死后致哀、祭奠，任何细节都要做到让父母满意，这是为人之子的本分。
“大孝，终身慕父母。”（万章章句上）孟子认为，只有像圣贤舜那样，一辈子依恋、怀念父母，才能算上为最孝顺。
他在回答得意门生万章所问，舜在田间干活，为何仰面大哭时说，那是因为他很依恋父母。
孟子进一步比较舜与曾子孝的不同：曾子能够坚持侍奉父母，让父母高兴；当父母不满时，他也能做到不抱怨；舜不仅仅是这样。“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万章章句上）,为何？天下人好色，舜也不例外。当他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依然不解忧，为何？天下人爱财，舜也不例外。当他富有天下，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财富的时候，他依然不解忧，为何？天下人无不希望高贵，舜也不例外。当他贵为天下之主时，依然不解忧，为何？人们都喜爱和希望得到的美色、财富和高贵，都不能为舜解忧，究竟为何？“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万章章句上）
曾子认为对父母的孝是有限的。只要自己尽力去做了，就算尽孝了。至于父母还是不满意，那就不再去管了。曾子是这样做的，一般人都是这样做的；舜却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舜不是一般人。舜在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根本变化的时候，在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的时候，依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父母，并因为不能让父母欢心而仰天大哭，实在是极少极少的“大孝”。尤其是在地位发生变化后，依然不改对父母的孝，实在难得可贵，当为万世之楷模。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上个世纪中期，曾广泛流传的形容“跳农门”的大学生“忘本”的顺口溜，道出了“垮掉的一代”道德的沦丧。仅仅因为刚刚离开了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山村，仅仅因为刚刚进入了城市大学的校门，就不愿认含辛茹苦生他养他的父母了，这样的人间悲剧的确发生过，而且还在继续发生。有一位父亲，千里迢迢来到校园，给儿子送来了卖牛得来的一千元钱，还有他妈亲手缝制的过冬棉衣。儿子却只收钱，不要棉衣，嫌太土，也不愿公开认父亲。他对同学说，他父亲是一位村上进城干活的民工！
父亲一再说，不是他有意要让同学知道儿子有一位农民父亲，而是他和老伴都太想儿子了，近两年多未见了，不知儿子已长成什么样了，故在老伴的指派下，才找上门来了。
可儿子不容分说，连饭不给吃一顿，就赶着父亲早点回去。
最后，还是了解了真情的好心同学,为这位学生的父亲安排了食宿,帮助买了返程车票。
这样的儿子，仅仅有了那么一点点变化，还在受父母供奉，就连父母都不认了，他还会给父母行孝吗？
无独有偶。报载，某地一小学，出现了“比爸爸”的现象。那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互相攀比起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钱多。结果，那些爸爸当大官的，是大富翁的孩子，一个个趾高气扬，喜形于色，以爸爸为荣；那些爸爸是工薪阶层的，下岗的孩子，一个个垂头丧气，满脸沮丧，以爸爸为耻。
这些孩子，这么小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他们现在完全靠父母供应，一切都未独立，就开始看不起父母，长大了还会孝敬父母吗？
贫穷者如此，富贵者一旦不再富贵，不也如此吗？
不孝，那就应该受到遣责和惩罚。

文/田玉川
孟子列举的不孝行为有五种：“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离娄章句下）放浪形骸，沾染上懒惰、玩乐、贪财、纵欲、好斗等恶习，不奉养父母，皆为不孝。
而最大的不孝是“无后”！
孟子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章句上）据《孟子》赵岐注：“于礼有不孝事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不能传宗接代，断绝祖传血脉，当然罪莫大也。所以，这一点几千年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要做到的人生大事。
“要知父母恩，怀中抱儿孙。”一个人，只有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之后，才能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什么是养育之恩！
当把自己呱呱坠地的孩子，百般爱抚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被父母所爱；当为自己的孩子唱摇篮曲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听着父母的歌谣生长；当为自己不谙世事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时，自然会想到自己也曾是这样接受父母的教养。以子比己，以心比心，怎能不知父母之恩呢？
当自己一次又一次为孩子洗尿布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不辞劳苦的；当自己一口又一口为孩子喂饭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全方位服务的；当自己一步又一步，扶着孩子学步时，应该想到父母也是这样为自己铺好道路的……由呀呀学语到背上书包上学，由走上工作岗位到成家立业，多少岁月，多少期望，多少心血，怎一个孝字了得？
“无后”就能由孩子的今日推及自己的昨日，由父母的今日推及自己的明日，对父母无论怎样行孝，都是应该的。
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孝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在男耕女织，家国同构的时代，一个人要能忠孝两全，那就做到了仁。在孟子等圣贤及当时和以后的当权者看来，能够孝敬父母的人，一定会忠于君王，故而极力强调以孝治国。把对父母的孝类同于对君主的忠，因而把孝道引向了极端，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在不绝于史书的孝子中，有割肉为药为父母治病的；有弃妻而奉养父母的；有舍身为父母殉葬的；有在父母墓庐守丧三年的……《宋史·孝文传》载：有吕升者，“父权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有刘孝忠者，“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明实录》载：青州府日照县：“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肋肉食之必愈。用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杀子以祀神。竟而母病愈。竟杀其三岁子以祭。”
孝道之所以被引向如此残暴、愚昧、荒唐的岐途，全在于当权者的倡导。汉武帝曾下令各地“举孝廉”为官，历代沿续不变；唐太宗曾赐孝义之家粟；清自雍正帝始，各地举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孝道竟演变成了一条为官之道。在成千上万的读圣贤书的仕子踏断科举为官的独木桥的时代，“举孝廉”不失为一条便捷的做官之路。无论如何克己尽孝，总比学子的十年寒窗九载熬油要容易得多。
为了功名利禄，不孝得惊世骇俗，不会引人注意，更难以惊动地方“父母官”推荐“举孝廉”，所以，就把孝道这种人伦美德，异化为一种投机行为。在汉代就有“举孝谦，父别居”的民谣流传，历代披露的假孝廉更有不少。
而历代当权者更是把对父母的孝敬，异化为绝对服从，以对应臣民对君王的绝对恭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孝道演变成了暴政的工具。
今天，该是还孝道本原的时候了！
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子女都有孝敬父母的义务，这是绝对应该的和必要的。至于现代该如何做，还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孟子所处的那个男耕女织的时代，反复强调的老有所养，在现代社会 已被各种逐渐完善的社会 福利制度所代替。老人有退休金、养老金保障其生活，有医疗保险保障其治病，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和老年大学保障其娱乐 和学习，儿女们所要做的，不只是出钱送物，只要常回家看看，老人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对老人的敬，那还要子女潜心去做。困守空巢的老人，郁闷成疾的老人，长期见不到子女的老人不在少数，子女对老人的孝敬远远不够。在中国已开始步入老年型社会 的今天，老年问题也是一大社会 难题。

文/田玉川
孟子是彻底的性善论者。
他老人家坚信：“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章句上）人性天生就是善的，就像水必然由高处向低处流一样。只要不受外界的影响，人性就不会变恶。
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性都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都会由善变恶。怎么办呢？“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章句上）只要固守本性，修养善心，无论生命长短，都可以安身立命，就能做到仁了。
“仁也者，人也。”（尽心章句下）仁即是人的本质，本心。“仁，人心也。”（告子章句上）仁，其实就是人心。只要能保留人的本性，那就会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仁民”，就会推恩于所有的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章句上）把对自己老人的孝敬推恩到别人的老人，把对自己孩子的宠爱推恩到别人的孩子，天下的治理就像手掌运用一样有把握。“仁民”还不能做到吗？
由己推人，己仁则人仁。只要己身修行为仁，就能推恩于人。
由人推己，人不仁则己不仁。己身己不仁，又如何推恩于人？
不能推恩于人，又如何能“仁民”？
对于性善者，“存其心，养其性”尚可行仁；对于性己不善者，又该如何行仁呢？
孟子他老人家也深知其难：“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如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己矣。”（告子章句上）区区一杯水，当然灭不了一车干柴熊熊燃烧的烈火，问题不是水不能灭火，而是一杯水太少了。因此，只有增加水，才能最终灭火。仁要战胜不仁，只有增强仁的力量，除此似乎别无他途。

文/田玉川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推恩于万物。从而使“仁爱”思想形成了爱亲、爱民、爱万物三个层次和境界，人与万物两大和谐的生态系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章句上）三个层次和境界依次推展，两大生态系统互相对应，其共同的依存和联系就是“仁爱”。
“爱物”是爱自然生态环境，与“亲亲”和“仁民”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对应点，也就是“仁爱”。
在孟子看来，爱护生态环境与爱自己的亲人及天下所有的人同等重要。
“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人的生活需求来源于自然，就不能采取“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的方式劫掠，而要取之有度，取之有时，这是孟子等先贤共同的主张。
只有“厚德载物”，才能天人合一。
只有切实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人类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人类尚处于初始的开发和文明创造阶段，孟子就提出了如此明确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这无疑是他的伟大之处。
孟子把人与自然看成了一个相生相依，和谐相处的整体。他主张农耕与林木的砍伐以及鱼类的捕捞都要适时适度，才能不可胜用。老百姓的生活因之才有保障。否则，若违农时，必歉收，粮食不够吃；若乱砍滥伐，林木就会减少；若不受限制地捕鱼，鱼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必须把握好这个度才行。
而把握好了这个度，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章句上）自然生态问题其实也是人文生态问题。保护好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才有保障；破坏了自然生态，人文生存就相应也破坏了。
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有度，“爱物”其实就是“仁民”“亲亲”。
“今思足以及禽兽”（梁惠王章句上），保护动物，不滥杀，适度牧养，也是一种“爱物”。孟子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保护动物的先贤圣哲。
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心性善的培养结合起来看，是孟子“爱物”思想的独特之处。
他以牛山（今山东临淄南）上树木的变化为例，说明遭破坏，是由于人心变坏的缘故。本来，牛山上的树木很茂盛，但由于是在齐国都城的郊区，因而不断被砍伐，越来越稀少了；本来，树木只要根在，还可以长出新枝芽来，又有雨露的不断滋润，新的树枝生长起来也很快。但成群的牛羊又来那里放牧，刚刚生长的嫩芽都被啃吃光了。如今，牛山上再也见不到茂盛的树林了，那里只有一片荒山秃岭。久而久之，人们看惯了荒山秃岭，还以为牛山上不曾长过茂盛的树林。这是山之过呢？还是山的本性？
问题在人心！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章句上）仁爱之心本来都是有的，但一次又一次遭受伤害之后，就荡然无存了。犹如林木，天天被斧头砍伐，它如何能够保持茂盛呢？孟子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爱护生态，必先爱护人心；爱护人心是治本，爱护生态是治标，二者以爱护人心为最。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章句上）养物必先养心，养心才能养物。
“爱物”思想无疑是孟子“贵民”和“性善”思想的精髓之一，不只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极强的现实 意义，而且对后世，尤其具有极其深远的警策作用。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洪灾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游森林破坏的恶果。人总与水争地，焉能不遭受报应？正像著名学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剷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下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是先不“仁民”，还是后不“爱物”，酿成的悲剧？
而这样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中国。
美国著名学者乔治·珀金斯·马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阐述了破坏森林的恶果：
巨大的森林已经从山坡和山脊上消失；树下腐叶和枯枝堆积形成的植物质土壤，在树林边缘形成的锯齿形高山带草原土壤以及高地四周已被冲刷无遗；由于为古运河供水的水槽和水库已遭破坏，或是因为出水的泉眼干涸，曾因灌溉而致肥沃的草地被废弃而荒芜；历史上的歌谣里有名的河流变成了涓涓细流，装点和保护小水道堤岸的柳树也已消失，小溪不再终年有水，因为流入老河道的涓细小流在进入低地之前不是由于夏天的干旱而蒸发得精光就是被干裂的土地吸收殆尽；小河的河床变成了宽宽的卵石和砾石滩，因而不必涉水而过，冬季里则是急流咆哮；通航江河的入口受阻于沙滩，往日商务繁忙的河口港湾被河流挟带的泥沙淤积变浅；港湾底部上升，致使流入它的河流的水流速度变慢，把千里浅海和肥沃的低地变成了不能耕种的瘴气重重的沼泽。
这样的悲剧，向前推若干年，就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的现状；向后推若干年，就是孟子时代牛山悲剧的重现。
我们为何总要一次次重复犯前人的错误，而不从中吸取教训呢？
在走上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生态问题，诸如可耕地减少，森林锐减，不少鱼种濒临灭绝，动物惨遭滥捕滥杀，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气候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加快等，很多在孟子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多孟子都提出来了，但为何几千年愈演愈烈呢？为何几千年对大自然的索取不知还是不愿有度呢？

文/田玉川
如果说，儒家学说也认为人欲是合情合理的，满足人欲也是应该的，那很多人可能以为是听错了。为何？
宋明理学歪曲了儒家圣贤孔孟的本义。
理学分为“关学”和“洛学”。所谓“关学”，是指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派”（张载为陕西关中眉县横渠人）；所谓“洛学”，是指以程颐、程灏为代表的“河洛学派”（二程为洛阳人）。
“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认为：“气”为宇宙的本源，“两”为天道原则。“两”即为两端，即事物的两面，一分为二，互生互动，发展变化。
“洛学”的代表人物二程认为：“理”为宇宙的本源和主体，天地万物，社会 万象，无所不包，是唯一的，是绝对的。二程把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看：“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返，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粹言心性》）大儒朱熹则更是如此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朱熹《遗书》）把所谓的“理”“性”“心”都看成同一个“理”，完全曲解了孔孟圣贤关于“心”“性”的本义。
不仅如此，理学还把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并互不相容。“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集成·语类》卷四）这就是对中国人心理和中华民族精神影响至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
理学的思维是单一的，极端的，即认定天理包罗一切。一个人，若心中存有天理，那就容不了人欲；如果心存人欲，那就难容天理。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
这种悖论的提出，并占思想的主民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宋代及以后中国社会 格局和中国人的心理，至今，我们仍不能说已完全不受其影响。
曾几何时，为了维护所谓的天理，连基本的人欲都灭绝了。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就是把人的一切基本权利都剥夺了。
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连苟且活着，也似乎有了难以赎的“原罪”。
而一旦失去了欲望，生命就失去了动力，不仅个体生命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由这种生命所组成的社会 ，不也是一个停滞的超稳定的社会 吗？这样的社会 ，除了持续贫穷，在同一个低水平上徘徊，往复循环，周期性改朝换代外，还有什么特征呢？
其实，儒家圣贤孔孟并未提出什么“灭人欲”，而是对合情合理的人欲，加以提倡和保护。
亚圣孟子认为：“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告子章句上）人人都有想变得尊贵的愿望，就是明确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一个人的各种欲望，既是变化的，又是长久的。“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万章章句上）这种“慕”，就是人欲。“慕”父母，是依恋之欲；“慕”美女 ，是情之欲；“慕”妻子，是爱之欲；“慕”君王，是权之欲。种种人欲，不仅存在，而且根本是灭不了的。所谓的天理，并不因为有了这种种人欲而难以存在。
不只普通人有难以灭绝的人欲，帝王的人欲更是极度膨胀。齐宣王问政于孟子时，就直言不讳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的回答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章句下）他不仅肯定了其人欲的合理性，而且说只要能让老百姓与其一样，满足人欲又有什么困难呢？关键看是否符合仁义，只要合乎仁义，还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呢？

文/田玉川
人欲，既然是人本性的一种体现，是不能灭绝，也不能过度膨胀的客观存在，那么，怎样才能把人欲控制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呢？
“以仁摄欲”。
只要符合仁义，求乐、求富，又有何不当呢？
老百姓在自己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梁惠王章句上）上安居乐业，过上安康的好日子，又有何错呢？
纵是国王，有了贪欲：“寡人好货”、“寡人好色”（梁惠王章句下），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只要国王所欲“与百姓同之”（梁惠王章句下），又有何不可呢？
人欲本身并无什么错，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仁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予以为泰乎？”（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彭更提问时，如是说。假若不符合仁义，哪怕是盛装在筐中的一顿饭，也不能吃；假若符合仁义，就是像圣贤舜那样接受圣贤尧传承的天下，也是应该的。
就像求富，虽是人之常欲，但要符合仁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是强调不要为富不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入合法，先富起来。经营要遵纪守法，不干违法乱纪的事，谁能说，又有什么错呢？
有一初涉商海的小商人，以经营药品为业。他看到药品市场上的厚利，便代销一家偏远山区药厂生产的产品。这类药厂，都是过去旧的国营厂，虽规模不大，但能生产拥有自主品牌的老药品，质量比较可靠，而且生产几十年了，拥有一定量的用户，只是体制改革后，技术改进和销售跟不上，迫切需要打开销路。在药品批发折扣上，也比其它厂家要优惠得多。选择代销这类药厂的药品，推广到大中城市，投入少，风险小，效益特别好。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便想做大了。
恰好这时，有人想拉他“干大生意”，他不由心动了。所谓的“大生意”是什么呢？贩毒！起初，他一听说，就觉得不能干，但经不起比正规经营药品高出几十倍的暴利的诱惑 ，便不自觉地走上了黑道。开始几次，可能是贩毒团伙的格外照顾，他都大赚了。资本翻了几十倍，一下子跃入了真正的富翁行列，他不由得飘飘然起来了。自以为自己本该就拥有那么多的金钱，便索性倾其所有，全力投入到贩毒生意上了。谁知，好梦不长，在贩毒团伙之间的恶性倾轧中，自己的血本被另一毒枭全通吃了。不久，又在警方的拉网式搜查中，落网了。
钱一分都没有了，命也快没有了，他还有什么呢？
后悔一切“非其道”，已经晚了。
想发财，没有错；想大发财，也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如此发财“非其道”。
欲望，如果变得贪婪，那就是贪欲；欲望，如果“非其道”，那就是邪欲。
有的人活着，以满足自己的贪欲为欲；有的人则相反，活着为追求心灵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二者，能否统一起来呢？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章句下）对于美味、美色、美声、芳香以及安逸，是人，无不所好。但能否真正得到，那就不一定了。要看个人的命运如何，君子一般不去刻意追求，不是非占有不可；仁、义、礼、智及天道虽也属于命运，但都是人的天性所在，失去了就难以做人，所以，君子并不把它推托给命运，而不愿真的去实现。
人的各种欲望，若不加以限制，那将是无止境的，也是难以完全满足的。只有用仁义，把其规范起来，才能利己利人。犹如水流，若不修渠筑堤，让其在河道中畅流，那就会泛滥成灾。惟有让水流归道，才可灌田、通航，造福一方。否则，那就由利河变为害河了。
欲，即为水；河道，即为仁。二者不是对立，而是彼此依存，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文/田玉川
孟子不仅不主张灭绝人欲，而且主张养欲，并把养欲与仁义教化结合起来。在丰衣足食的前提下，仁政自然会得到施行。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百姓有地种，就不缺饭吃，就能养老育幼，就会乐业；百姓有屋住，就无流离之苦，就会安居。丰衣足食，是施行仁义教化的前提和条件。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是这个道理。
养老百姓生存之欲，实际上就等于养其仁义。这是孟子思想的现实 和睿智之处。他老人家并未提出竭泽而渔式的夺民田“充公”的激进主张，也未提出占民之宅让民去住“集体宿舍”，男女各归其“连排”，过军事化的生活。夺民之欲，其实就等于夺民之仁，民若皆变为匪贼，那就要变天了，岂不可怕？
所以，养百姓之欲，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必不可少。
为安民不可少，为安国不可少，为施行仁义礼仪更不可少。对此，史圣司马迁的见解深刻而具体。《史记·礼书》载：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养百姓，必先养百姓之欲。“太平盛世”，即为养百姓之欲之果；乱世恶世，即为夺百姓之欲之因。几千年的兴衰更替，能不发人深省吗？

文/田玉川
孟子讲了一个饶有兴趣的故事，形象地说明满足人欲与施行仁义的相互依存关系。
他在与老朋友，齐国将军匡章交谈时，匡章提到了陈仲子这个人。并问，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真诚、清廉的君子呢？听说，他住在於陵那个地方时，居然三天不吃食物，饿得头昏眼花，难以忍受。刚巧，井边有一颗被虫吃剩的李子，饿极的陈仲子一见，立即爬过去，抓起来就吃，囫囵吞下，两三口就吃完了。这才恢复了一些知觉。
孟子讥讽道：我很想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为大君子，但若称赞他，就等于要把人变成一只蚯蚓。蚯蚓只吃土，只吸地中水，的确不食人间烟火。而陈仲子呢？他所住的房子，他所吃的粮食，究竟是伯夷那样的贤者所有的，还是盗跖那样的强盗所有的呢？恐怕只有天知道吧。
匡章不以为然，他以为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关系，何况，陈仲子的确是自己编草鞋穿，妻子用麻与人交易。
孟子摇头，他反问道：“你知道吗？陈仲子原是齐国世家后代，光他兄长的俸禄就多达万钟粮，还不算别的。但陈仲子认为，他兄长的粮食和房屋不合道义，而不肯吃和住。他独自一人，逃避去了於陵那个远离兄长和母亲的地方。有一天，他从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刚回来，正碰上有人送给他兄长一只正在叫个不停的鹅。过了几天，他母亲杀了那只鹅让他吃。正在此时，他兄长看见了，就说，你吃的正是那天别人送我的那只叫个不停的鹅。陈仲子一听，立即跑出门去，硬是把吃进肚里的鹅肉全吐出来了。他这样做，不住兄长的房屋，不吃母亲做的饭菜，是最仁义的吗？若要人都像他那样，不等于把人都要变成蚯蚓吗？
显然，孟子是坚决反对这位陈仲子如此施行仁义的。因为他连人情都不通，还能奢谈什么仁义呢？
据《淮南子》载：“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死。”他连继续变做蚯蚓，都不可能了。

文/田玉川
由于社会 处于转型期，现代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刺激和追求享乐，成为一大社会 潮流。人们的各种欲望，极度地膨胀起来了。与之相伴的心理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食欲，对绝大多数而言，已不再是“吃了没”的水准，而是吃什么的攀比，仅仅满足于填饱肚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不吃出水准，不吃出品牌，不吃出文化来，就不算吃。官款胡吃海喝，屡禁不止；私款吃喝，也攀比成风。吃遍山珍海味，仍未尽兴，还要顶风去吃珍稀保护动物。但能如此大吃大喝者，毕竟只是少数，还有相当多的人仍属于温饱型，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
色欲，还有钱欲等等，也空前的膨胀起来了。
一个充满各种疯狂欲望的社会 ，良知和正义会被难以满足的欲望所吞噬，所淹没！
当佛教所列举的人生八大苦中的“求不得”成为不少人共同之苦时，严重的心理失衡，必然导致心理病的多发。
对此，亚圣孟子早就开出了一大处方：“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寡矣。”（尽心章句下）只有适当减少各种物质的欲望，才能“养心”，避免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对心灵造成的伤害。这就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人，对物质的需求不是很多，即使心性有所缺失，那也不会多；有的人，对物质的需求很强烈，人的本性虽也有保留，那也不多了。因为前一种免受物质的刺激，后一种则摆脱不了这种刺激。
问题的要害还是那个度，该如何把握呢？寡欲，并不是灭欲，而是要把各种欲，控制在对人的身心不能造成伤害的程度。具体地说，即人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
把欲望的烈马驯服，让欲望的怪兽不要肆虐无羁，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做不到，也得尽力去做。因为欲望一旦疯狂不被遏制，那不仅会毁灭自身，而且还会祸及别人，甚至贻害社会 和国家民族，怎能不用全部的意志和智慧去对付这个“事非根”呢？
君不见，那些大吃大喝不止者，“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最终把自己也喝进了“四堵墙内”；
君不见，那些以逐色猎艳为能事者，不是后院起火，家庭裂变，就是“二奶”反目，法庭对质，或者风流债台高筑，为无力填满此“无底洞”而忧郁成疾，或身患风流病，久治不愈，直至危及小命；
君不见，那些贪污受贿者，卖官鬻爵者，那个不是“昨为坐上宾，今为阶下囚”？
疯狂的欲望，害己害人，不“寡”如何了得？
亚圣孟子提倡寡欲，而不是灭欲，就是要把人之欲调控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既不失其便、利、乐，又不为其所累、所害。一切，以不对自己的身心造成伤害为限，即不以心理失衡为准。这样，自己能够做到，也不会伤害别人和社会 ，岂不两全其美？比如像买车，已成为城市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大件”，买车为出行方便，这是人所共知。所以，买车大可不必为名牌而去银行办“车贷”，更不必为此而债台高筑，量力而行，实惠使用，当为首选；比如“寻找另一半”，为求心心相印，相伴终生，情感当为第一。若一定非高官、富翁不嫁，非“世姐”“亚姐”“超美女 ”不娶，那能如愿者毕竟不多，何况，权位、财富、美貌都会变化，得时乐，失时悲，终难长久，又何必呢？
若能不被欲望所累，那心里就会轻松，活得就会快乐，身心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吗？

文/田玉川
讲良心，是中国人共有的民族品德。
仅在日常生活中，就随处可闻讲良心和不讲良心之声，就随处可见讲良心和不讲良心之事。做事有仁有义，谓之凭良心办事。相反，则是坏了良心；知恩图报，谓之有良心；相反，则是没良心。若质问一个人，你还有点良心吗？就等于质问你还是一个人吗一样严厉；丧尽天良者，已明确其不属于人之列。因此，良心，即是良善之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特有的本心。
亚圣孟子是明确提出良心概念的圣贤。他在谈及山东临淄牛山上的树木被破坏时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章句上）显然，孟子所说的良心，即是良善之心，仁义之心。
在与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谈论人性时，则进一步把良心概括为“四心”和“四端”：“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章句上）是否有同情心，是否有羞耻心，是否有辞让心，是否有是非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算人的标准。因为这“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四端”相对应，既是连通，又是开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重要。
所以，“四心”即是良心的开端。尚不是全部的真正的良心，若要够良心，还要扩充和完善。“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章句上）“四端”只是开头，起点，就像烈火开始点燃，就像泉水开始汇聚为江河，不可阻挡。若能因势利导，那就会使良心大发扬，凭此保有天下都有可能。相反，良心的开端若像火苗那样被扑灭，若像泉水那样被堵塞，那连供养父母、保全自身都难了。
所以，要讲良心，要有良心，先要有同情心、羞耻心、辞让心、是非心才行。不然，何来良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