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

第一章 众星捧月紫禁城
依据天象布置的南京城城墙《论语》说：人君“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
朱熹解释说：“北辰，北极，天之枢也”：“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
玉皇大帝居于“紫宫”，明清皇帝住在“紫禁城”，皇宫、皇城、内城、外城，列居错峙，重门叠户，层层旋绕。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和星相家认为，天上“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北极谓之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太史公慧眼独具，能根据星星所处的位置，分辨出哪个是“天帝”，哪些是“后妃”或“王公大臣”。他老人家在《史记》中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勾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北京城的格局皇上把自己和后妃、王公大臣，都说成是天上的星星“下凡”。天上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挑毛病，采取补救措施。万历五年十月初五，一颗大彗星从西南飞往东北，横扫“牛郎”，杀向“织女”。朝廷立刻乱作一团，君臣互相推诿。神宗朱翊钧（死后葬在十三陵定陵）说，问题出在大臣身上；百官说，皇上应该好好反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二十一日傍晚，一颗大慧星起自西北，“尾长十余丈”，奔京城而来，“掠屋过檐，声如巨雷”，光如白昼，轰然落于东南。京城官民，惊恐万分，风传：“紫微星陨，皇上命在旦夕。”巧得很，三个月后，光绪皇帝载?（葬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崇陵）真的就死了。
天帝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称为“紫宫”。地上的这座皇宫，就被叫作“紫禁城”。“紫”者，红得发紫，贵重之极也。“禁”者，皇家重地，凡人免进也。
当初，成祖朱棣把自己“譬如北辰”，把皇宫建成了一座“城中之城”。“秃老婆坐当间儿”，让“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
紫禁城处于京城核心。它的外围，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及高墙之内的“皇城”。
天安门刚落成时，取“奉天承运”之意，叫作“承天门”。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承天门毁于雷击。明宪宗成化二年（1465年），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建，把地基向南移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崇祯十七年（1644年），承天门毁于战乱。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改名为“天安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天安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修缮天安门时，曾发现联军“留下的纪念品”——许多弹片和三发未响的炸弹。
1919年“五四运动”时，爱国学生曾在天安门前开辟了“主会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1969年12月开始，有关方面用了大约四个月时间，“大修”天安门，把早已下陷的地基，提高了将近一米。如今这个天安门，“原味”却非“原汁儿”，用了新的建筑材料，增加了水、电、暖、通讯等新设施。现在，天安门已经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凭票登楼一览。
皇城之内，为皇家园林、寺庙、祭坛、仓库和内廷的办公机构占据着。按照中国古代典籍《周礼》规定的“左祖右社”的格局，天安门东侧建有皇帝祭奠祖宗的太庙（今日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建有祭祀社神和稷神的社稷坛（今日中山公园）。
别说是平民百姓了，就是朝廷官员，在皇城之内也无立锥之地。清康熙年间，首开“赐汉臣宅邸”先例。最早获此殊荣的，是入值乾清宫南书房（内阁）的张英（张廷玉之父）、高士奇和励杜纳，后来有朱彝尊、蒋廷锡等。
现在，还有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东黄（皇）城根、西黄（皇）城根、地安门大街，这样的地名，城楼和绝大部分城墙已不复存在。沿昔日东皇城根儿南北，建起了公园。
北京主要中央机构分布图皇城被“内城”包裹着。内城城墙更高大，南有前门（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东有朝阳门和东直门，北有安定门和德胜门，西有阜成门和西直门，共九座城门。清代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长官俗称“九门提督”。其部分职能，相当于现代的“卫戍司令”。
正阳门为皇家专用。崇文门设海关。宣武门出入囚车。“法场”在城门南面的菜市口，门西侧有皇家“象苑”（今日象来街）。朝阳门外有“水旱码头”，为京城的重要对外“窗口”，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直门是京城所需木材的重要入口。朝阳门和东直门内外，设有许多大型仓库，为京城的“物流中心”，至今仍有“海运仓”、“太平仓”、“禄米仓”、“南新仓”、“北新仓”之类的地名。大军远征，出安定门，班师进德胜门。阜成门是京城所需燃料的重要入口，那里通往京西山区煤炭产地。西直门是皇家饮用水的重要入口，那里通向京西玉泉山等优质水源地。
后来，为了方便出入城，又在内城东南角开辟了东便门（今日北京站），在西南角开辟了西便门（今日北京西站一带）。
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大约在今日毛主席纪念堂所在的地方，明代设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长安街上，大约在今日劳动人民文代宫和中山公园正门前，东西各有一座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根据《周礼》有关“前朝后市”的规定，天安门以南、大明门（大清门）以北，即今日天安门广场一带，是户、吏、兵、刑、礼、工等各部，以及其他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明代，大明门内东边，有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钦天监、鸿胪寺等，西边设前、后、左、右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太常寺、通政史司等。
东安门外以北、西安门外以北，即今日“东四”、“西四”一带，是集市、商业区；至今仍有“米市大街”、“灯市口”、“缸瓦市大街”一类地名。
把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地点，设在皇帝的“家门口”，方便了皇上发号施令。遇有重大国事，需要通告全国，皇帝在天安门城楼上“金凤颁诏”。清代，颁诏官把满汉两种文字写的诏书，放在名叫“朵云”的云状镀金木盘上，捧着登上天安门城楼，立于“金凤”前，用彩绳把诏书悬于“凤口”。“金凤”衔着诏书“从天而降”，缓缓坠下城楼；礼部官员用“朵云”承接，回到衙门，抄在黄纸上，布告天下。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金凤颁诏”。
宗室王公、朝廷大员的宅邸及各级衙门，遍布内城。有资料表明，二十世纪初期之前，内城以王府、官宅、衙门命名的街道、胡同，数以百计。其中有：王府大街、定府大街、赵府大街、端王府大街、郑王府大街、霞公府大街、松公府大街、武定侯胡同、广宁伯街、石驸马大街、林驸马胡同、户部街、宗人府夹道、按院胡同、太仆寺街、奶子府街，等等。
定府大街源于明代开国元勋、定国公徐达的府邸。徐达是明成祖朱棣的老丈爷儿。
清钦差大臣琦善的宅邸，原来也坐落在定府大街。这家伙接替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不好好禁烟，与英国人勾搭连环，出卖香港；被夺职拿问，籍没私产，举家搬到北皇城根（今地安门西大街）居住。
今日平安大道北京电教馆所在地，曾是光绪年间黑龙江将军恭镗的府邸。后来，清廷将军、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十弟徐世章，住过一段时间。
曾经在王府井住过的贻谷，乌雅氏，镶黄旗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绥远将军，加理藩院尚书衔。
今日宋庆龄故居，曾是宣统皇帝溥仪父亲、醇亲王载沣府邸。咸丰皇帝奕的六弟、恭亲王奕的府邸，曾经是大贪官和珅的宅子，已经对外开放。
永定门旧照想当年，烟馆、妓院、书场、戏园子之类的所谓“下九流”，统统不准在内城立足。住在内城的老爷们，又离不开这类行业，在家门口最好。于是，今日前门大街一带，就成了妓院娼寮、书场戏园子比较扎堆儿的“杂巴地儿”。民国初期，讨袁将军蔡锷与妓女小凤仙的一段风流韵事，就发生在前门外当年著名的“八大胡同”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那些妓院逐步成为旅馆、大杂院儿。今天，人们仍可在陕西巷一带的旅馆中，领略到昔日“楼台回廊，密户曲室”的风采。
清初，“满八旗”军队及眷属，分驻内城中的四面八方。汉族人不准在内城安家，甚至不得留宿过夜。雍正年间，正黄旗驻扎在德胜门至鼓楼西，镶黄旗在安定门至鼓楼东，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于是，内城又多了一些与兵营相关的地名：校场口、校尉营、禁卫街、旗手卫、炮厂胡同……什刹海作为皇家奉辰苑掌管的“禁地”，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末，京师市政当局才打报告，建议改为“凡人可进”的公园。
时至今日，前门、德胜门、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城门楼子还在，其他城门及城墙，都被拆除了。前门城楼上设茶座，德胜门城楼下设古钱币博物馆；东便门和西便门两侧，均保留着一段古城墙，墙下都是公园。其余城墙原址变为通衢——东、北、西二环路和“前三门”大街，地下则是环城地铁。护城河转入地下，成为暗河；有消息说，将来可能让它重见天日。至于有名无实的复兴门、建国门、和平门，是清朝被推翻后，由市政部门开辟的。
据说，按照明永乐年间修筑北京城的总体规划，内城之外，还要建一圈外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计划当初未付诸实施。直到一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才把内城南面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以及连接这五门的城墙，建造起来；东、北、西三面的外城，一直未建，使北京城呈现一个凸形。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搬到紫禁城定居，九月称北京为“京师”。当时，一个皇帝两套班子——南京仍保留着中央政府各部、寺、院及相应官员。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正式奠都北京。历经世宗嘉靖年间、穆宗隆庆年间的逐步裁撤，直到神宗万历后期，南京尚保留着少部分“中央机关”。
明代，北京设“顺天府”，领五州十八县，衙门设在今日鼓楼东大街。清沿明制，仍设顺天府，又称“京府”。雍正初年，顺天府府尹升格，特简大臣兼理府事，相当于部级、副部级待遇，用银印；而一般府一级长官，为五六品，相当于厅局级，用铜印。京城的治安、民政、司法，由步军统领衙门掌管。
现在，南外城的城门和城墙，早已拆除。永定门城楼已经重建。新永定门，也是原来那个样，原来那么高，即高二十六米，宽六十一米；用产自北京房山的青白石、从非洲买来的“铁梨木”，还有河北省特制的大号灰色城墙砖建造。
自永乐年间造北京城，至清末，北京内外城城门、皇城城门、紫禁城内的门和宫殿，名称多有变动。这里记述的，是清末延续下来的叫法。

第二章 故国慷慨有余哀
五百年紫禁城，住过二十四名皇帝。
《史记》指出：“中宫天极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勾四星，末大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明太祖朱元璋依此建造南京的皇宫，前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后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焉”。
明城祖朱棣照葫芦画瓢，建造北京的紫禁城。
清代皇帝保持了明代皇宫的格局。
紫禁城的建筑和布局，更是以皇帝为轴心，处处显示着皇帝的至高无上，神圣而不可侵犯。今天，游客以审视历史、欣赏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到的是它的壮丽和辉煌。当皇帝还住在里面时，平民百姓面对这个庞然大物，那种“君重民轻”，自己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的感觉，当是刻骨铭心的。
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高高在上，普照山川大地，把紫禁城的正门，称作“午门”。这座朝南设置的城门，是紫禁城四个城门中最宏伟、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出入皇宫的“御道”，由正阳门直通这里。
从正面看，午门呈凹形。东、北、西三面相连的城台，高十二米，使门前形成了一个可容纳两万多人的方形广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曾在依门而设的临时舞台上，面对广场上如醉如痴的听众，引吭高歌。
门正面（北面）城台上，正中是重檐黄色琉璃瓦庑殿顶城楼，面阔九间。所谓“重檐”，就是从外面看，有上下重叠的双层房檐：“庑殿顶”，即房顶呈五条屋脊、四面斜坡状。
城楼东、西两侧，分设钟楼和鼓楼。皇帝祭社稷坛时，鸣钟，祭太庙时击鼓，在太和殿举行大典时，钟鼓齐鸣。
从城外看，午门“三门洞开”；从城内看，则是“五门并列”。这是因为，东西城台北端，还各有一个门，尤如藏在人的两腋之下，名为“掖门”。两个掖门分别从城台的“肚子里”，曲折通向城台之后，正面不易看到。因此，人们称午门的门洞，为“明三暗五”。正中的门洞，专供皇帝出入。此外，还有两种人，一生仅有一次通过这个门洞的机会：皇帝结婚时，被册立为皇后的新娘子，有幸由此入宫；在国家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殿试”中，夺得冠、亚、季军的人，有幸由此出宫。平时，文武官员出入左侧门洞，宗室王公出入右侧门洞。举行大典时，王公大臣出入两个掖门。
正中门洞，由护军参领一名，率十二名军士把守。左右侧门，各由军校三人，率十二名军士警卫。另有两名军校，手持红色的木棒子，端坐于门前两侧；亲王以下人等出入，他俩不必起立，有擅闯宫门者，则“举杖殴之”。
明代，议事时触怒了皇帝老子的文臣武将，常常被绳缚两腕从“会议室”拖到午门之外，接受“廷杖”。监刑官端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陪坐，军校百人执棍环立。施刑者每敲一杖即大喝一声，环立军校则应和一声。施刑者体力消耗可能不小，因而每打五棍就易一行刑人。杖而至死者，不乏其人；侥幸活下来的，实际上比死了还难受。
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沈用贤，各被杖了六十。杖毕，吴中行已经气绝；大胖子沈用贤经得住敲打，一息尚存。二人被拖至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外，用门板抬出京城。中书舍人秦柱找来医生，把沈用贤救活。但是，从他腿上取下数十块烂肉。沈用贤的夫人，把从丈夫腿上取下的一块巴掌大的烂肉，风干保存，留作子孙的“家训”。
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各被杖了八十，又加桎梏，监禁三天，再发配充军。
0 0 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被杖八十，落下终身残疾，步履维艰。四十多年后，在为熹宗朱由校“进讲”时，摔了一跤。朱由校同情邹元标，未追究他的“君前失仪”，还对他表示慰问。
皇家使用的刑杖，头圆而大，刻着寿字纹；尾端极有韧性。受刑的人，往往肌肉被打烂了，皮肤却无破绽。清代对刑杖加以“改进”，杖中灌铅，用以惩治“犯罪”的太监，十杖之内，少有生还。就这么一件“凶器”，却美其名曰“寿杖”。
施杖刑有很多讲究。监刑官不动声色，名堂全在脚上。监刑官双脚呈“外八字”摆放，暗示“手下留情”，施刑人把“寿杖”举得高高的，狠狠地砸下来，落在受刑人身上却是“轻轻的”，旁观者还啥也看不出来。监刑官双脚呈“内八字”，施刑人就往死里打；双脚“平行”，则示意：千万别打死，怎么着也得给留口气儿……
皇帝有时在午门“颁诏”，宣示重大事件。明崇祯年间，军情危急，不便举行盛大典礼；册立皇太子时免典，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在午门外聆听“诏敕”。
元宵节，皇帝在城楼上设宴，招待百官；立春时，在这里向百官赐春饼；端午节，在此赐凉糕；重阳节赏花糕。清代，逢农历十月初一，在这里举行“颁朔礼”，皇帝和后妃接受钦天监印制的来年的历书；皇帝向王公大臣颁历书。这样的历书，印制装璜都极其精美，盖着钦天监的朱红大印。历书内容繁杂，每天的宜忌事项、节气、节日、朝廷的祭祀典礼等，都一一注明，一页纸上只能印三日。有一种御用“挂历”，高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每四页为一个月，吉神、节气、日出日落、所宜等用红墨印刷，时刻、不宜等用黑墨印刷。
最能展现国威、军威的仪式，莫过于“献俘之礼”了。届时，午门前广场上，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皇上驾临城楼，一声令下，先是两个人高喊“拿去！”回音未落，又有四个人齐呼“拿去！”接着，八个人、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直至三百二十人放声呐喊“拿去！”气势磅礴，声震苍穹。
明隆庆四年十二月，朝廷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穆宗朱载垕（死后葬在十三陵昭陵）登上午门城楼。在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赵全、李自馨等十几名俘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广场上，瑟缩着跪倒在地。礼毕，皇上祭天、告太庙，俘虏统统被处以磔刑。
乾隆二十年，平定了西部准葛尔部叛乱后，朝廷于六月和十月举行了两次“献俘之礼”。典礼前，乾隆皇帝弘历（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裕陵）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天地及孔子。典礼时，“上御午门受俘”，宽恕了罗布藏丹增，释放了达瓦齐，处死了巴朗等人。
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俘虏”受到朝廷宽待。这场耗时多年、让数名大将军人头落地的战事，在京西留下了许多“纪念”。为了训练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军队，弘历下令，在香山脚下修筑了许多坚固的碉楼和城堡。有些碉楼至今仍在，而“团城”，则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能在紫禁城里过夜的男人，除了皇上，还有皇太子、未成年的皇子、皇孙，再有，那就是值班的臣工和侍卫了。除了这些，只有太监和女人。城内的建筑和设施，归根结底，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也只有皇上可以通行无阻。住在城里的其他人，包括皇后、皇太子，戒律森严，稍不留神，就会“犯规”。
城区大体可以分为中、东、西三路。
中路的建筑和设施，突显了皇帝和皇后的地位，现已全部对外开放。
进午门，过金水桥，迎面是太和门。门前广场东、西厢房，分设内阁诰敕房、稽查上谕处、起居注公署、内阁公署和膳房等。
太和门内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俗称“外朝三大殿”；东、西两侧的厢房，分设体仁阁、弘义阁，以及银、皮、缎、衣、瓷、茶库。体仁阁、弘义阁，归属内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可能由于外朝三大殿的“个头”太高，避雷设施不当，屡遭雷击。
成祖朱棣刚刚举家迁入紫禁城，钦天监有位姓胡的官员就忧心忡忡地说：三大殿在四个月内，可能会发生火灾。在朱棣看来，这小子怕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在庆贺乔迁的日子口儿，说这种丧气话；立刻下令，将其逮捕。此后，不到四个月，三大殿果然因雷击“走水”，化为瓦砾。朱棣这才想到，应该和那个姓胡的好好谈谈。遗憾的是，下面人报告：胡某已经“畏罪自杀”。
其实，胡某的警示，绝非巫师的预言或诅咒。农历一月乔迁，作为钦天监的官员，胡某知道，再过四个月左右，京城会进入雷雨季节。如果皇上当时让他把话说透，那么，在后来的数百年中，三大殿也许会免遭不少磨难。
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逢大灾大难，皇上要自我检讨工作中的失误，百官也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皇上和群臣，没有一个人就胡某的预言探讨“走水”的原因，都围绕着“雷击是不是迁都引发的”激烈争吵。“缘木求鱼”，结果可想而知。
外朝三大殿的修复工程，进展非常缓慢，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才基本完工。在这之后，成化十年（1475年），弘治十一年（1498年），正德九年（1514年），嘉靖元年（1522年）和嘉靖四年，三大殿烧了修，修了又烧。到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又着火了，世宗朱厚熜（死后葬在十三陵永陵）多了个心眼儿，要查查失火原因。查来查去，他恍然大悟：原来是名称不好！紫禁城刚建成时，太和门叫奉天门，太和殿称奉天殿，中和殿叫华盖殿，保和殿叫谨身殿。朱厚熜认为，“树高千丈，也不能撑破了天”，无论何时何地，“天”都应该居于首位：“奉天门”、“奉天殿”“胆大包天”，老天爷能不生气么！朱厚熜作主，把奉天门改为皇极门，奉天殿改成皇极殿；华盖殿和谨身殿，分别称中极殿和建极殿。
名称改了，老天爷还是不高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大殿又一次被焚毁。神宗朱翊钧传旨重建。工程时断时续，花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到朱翊钧死的时候，还未峻工。
崇祯年间，皇宫加强了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内廷中宫的巡夜工作，由“犯了错误”或在文化培训中成绩不及格的宫女承担。她们一边敲铃，一边念叨着“天下平安”。
太和殿内景一天夜里，大雨如注，狂风呼啸。住在乾清宫的思宗朱由检（死后葬在十三陵思陵），觉得“天下太平”的声音不大对劲儿，带着哭腔，颇为凄惨，似乎不大太平，令人传来巡夜女盘问。朱由检见名叫韩翠娥的宫女，老实巴交，身体单薄，冻得瑟瑟发抖，便格外开恩，命令免除她的巡夜工作，回原单位上班。后来，韩翠娥努力学习，当上了女官，也算因祸得福了。
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下旬朱由检上吊身亡，李自成率起义军入京，到明朝叛将吴三桂偕清军占领北京，四十多天，“三朝”更迭，兵荒马乱，紫禁城内一片狼藉。《清史稿》说：顺治三年，乾清宫成，复修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
清代，宫中火灾比明代少多了。康熙皇帝玄烨（死后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景陵）特别重视防火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设专职的“巡检火烛太监”。入夜，不该留在宫里的人都走了，乾清宫就会发出一声呼喊：“下钱粮（锁门）！小心火烛！”随后，紫禁城的角角落落，就会接茬不断地传来太监那种阴阳怪气儿的“响应”。康熙十八年，太和殿失火。通过调研，玄烨认定，这是一次“责任事故”，处死了十六名责任人。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这个称谓源于唐代。当时，皇宫中有一处宫殿，背靠的山坡叫金銮坡。皇帝常在这里召见大臣和翰林院的官员。翰林院的官儿，都是学者型的，惯于摇唇鼓舌，舞文弄墨，创造点儿新名词儿什么的。他们在口头上、文章中，总是把这座宫殿称作“金銮殿”。这个名称气势恢宏，“皇”色浓重，皇上很喜欢。世代相传，广泛流行于民间，人们都把皇帝办公的宫殿称为金銮殿。可惜，今人只能从文字资料中，一睹秦、汉、隋、唐皇宫的风采了。
金銮殿是明清皇帝举行“大朝”、“常朝”的地方。它坐落在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米的庭院中，八米多高的汉白玉雕砌的台基上。殿内的金銮宝座，又设在有七层台阶的高台上。可以想像，俯伏在地仰望圣颜，感觉肯定如瞻仰天庭中的上帝一样。古代，在人们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把交椅”。英文中，把总统称作“有椅子坐的人”，大概也暗含着这层意思。
宝座之上，有名为“藻井”的穹窿形天花板。所谓“藻井”，乃是中国传统建筑物中对顶棚的一种装饰方式，有方形、圆形、多边形等，上有花纹、彩画或雕刻；从下往上看，尤如倒挂着的“井”。
金銮宝座上面的藻井，巨龙蟠卧，口衔一颗大宝珠，名为“轩辕镜”，是以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名字命名的，为所谓“真龙天子”的象征。言外之意，它又是一面“照妖镜”。1916年，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变共和为专制，穿上了怪模怪样的“龙袍”，自称皇帝。他让人把原来的宝座搬走，换上了一把西式高背大靠椅。他怕“照妖镜”掉下来，砸着他的狗头，把大靠椅的位置向后移了移。冥冥之中，袁大头都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事实也的确如此。袁世凯是个野心家，告密者，投机分子。那个时代的人，称其为“窃国大盗”。他本是清廷的一名将军，级别“三品”，负责训练新式陆军。向慈禧太后密报了光绪皇帝载?的某些变法动向后，载?遭到幽禁，他却平步青云。后来，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等王公大臣，指其心怀叵测，把他贬回老家河南项城“闲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朝文武束手无策，又请袁大头出山。他以总理事务大臣身份，周旋于革命势力和朝廷之间，左右逢源，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不久，他居然“黄袍加身”。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他只当了八十多天“洪宪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民间依据他的“洪宪”年号，演绎出一段故事，说他是通天河里的大王八转世。唐僧师徒坐在大王八背上，渡过通天河，去西天取经。大王八曾托他们向佛祖打听一下，它什么时候能修炼成人。回来时，孙悟空编了个瞎话，告诉大王八：佛祖说，你不仅很快就能成人，而且身上长出“红线”时，还能当上皇帝……
保和殿1947年，故宫博物院把袁式宝座搬出太和殿，却找不到原来的金銮宝座。1959年，故宫博物院发现一张摄于光绪年间的照片，上面有“金銮宝座”。他们按图索骥，终于在废家具堆中，找到了那个造于明代的宝座。
皇帝每次到太和殿参加朝会前，都在太和殿后面的中和殿小憩，等待吉时“起驾”。记录皇室成员“生辰八字”等事项的“玉牒”，每十年大修一次，皇帝在中和殿审阅这些“文件”。去先农坛表演耕田前，皇帝在中和殿验看种子和农具。
皇帝常在中和殿后面的保和殿召见大臣。明代，册立皇后、皇太子时，皇帝在此殿接受百官的“祝贺信”。清代，逢农历正月初一、十五，皇帝在这里宴请宗室王公、蒙古王公；公主出嫁，皇帝在这里“摆七十桌”，招待三品以上大员。乾隆年间，原来在太和殿举行的殿试（又称廷试），改在保和殿举行。
科举考试，是明清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渠道，分为文、武两大类。这里所说的殿试，指的是“文科”考试。其主要方式，是“命题作文”，也有“答辩”的时候。
“命题作文”对文体、段落处理，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考生不能越雷池半步。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等部分组成；而从起股到束股，必需各有两股相互排比的句子，共为“八股”，因此称作“八股文”。鲁迅先生说，“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他认为，封建社会 的考官，脑袋都是阴沉木做的，一股一股地订出格式，便于判卷子，应试的人也省心省力。
除科举考试外，明清还有“特简”、“因贤任用”和标价卖官的情况。清末，朝廷财政吃紧，减价卖官，道员（相当于地市级）售价，一度为白银万两。因贤而官或花钱买官，往往被视为“没学历”，“非科班”，腰杆不硬。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至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那时，全国各地都有“社学”，包括乡绅主持、地方投资的“义塾”，宗族或家族办的“族塾”，民间集资兴办的乡村“书院”。此外，就是“自学”或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读书。清代，山东有一个叫“武训”的人，“你出钱，我出力，办个义学不费难”。以他的“办学事迹”拍成的电影，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文化大革命”前受到严厉批判。鲁迅先生读书的“三味书屋”，当是“族塾”。
坐落在今日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的国子监，长方形院落，三进四合院，占地约三万平方米。明清时期，这既是国家的“教育部”，又是全国最高学府“国立大学”。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初设“国子学”时，皇后马氏建议设置“红板仓”，按月向“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属配发粮食，相当于现代的“助学金”。
在县一级考试获得“秀才”资格者，可以参加省级考试，“中举”者，可以进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会试合格者，统称为“进士”，分为“三甲（三等）”。一般情况下，前十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各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明初规定，“一甲”可在翰林院任职，“二甲”、“三甲”可授中央机关的给事、主事或地方的知县。据测算，当时每年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书生，在百万左右，能够获得一官半职的，比例很小。《清史稿》记载，乾隆元年四月，“赐金德英等三百三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乾隆十年五月，“赐钱维诚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有资格参加殿试的，往往只是中了“一甲”的十人。作文题目有时由皇帝钦定，有时由主考官拟就，皇帝“圈定”。殿试前一天，主考官把题目，连同密封着姓名的十份考卷，呈送皇帝御览。这十份考卷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按主考官内定的名次排列。殿试后，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按这个排列顺序“钦定”名次，拆开弥封，公布名单。
曾国藩早年疲于求学与应试，“惟小考七次始售”。小考即小试、童子试，中者为生员（秀才）。他23岁“入县学”，24岁于省城“应乡试”，中第36名举人；25岁在北京“会试”，连考两年均名落孙山，第三次才中第38名进士，又在殿试考了个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
据说，清代皇帝惯于“逮着蛤蟆挤出尿来”，非把考生“烤糊了”不可。“自雍正元、二年，殿试后加以御试论诏奏议诗五题，是为朝考之始。”
皇帝也有自作主张的时候。曾国藩“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皇帝将其“拔置第二名”。光绪年间的一次殿试，四川考生骆成骧的会试卷子，被主考官列在第十名。光绪皇帝载?看中了这份卷子，遂擢为第一名。
传说，唐代陕西考生钟馗，在会试时中了第一名，因长相异乎寻常的难看，殿试时把皇帝吓了一大跳，被淘汰出局。钟馗悲愤自杀，成为鬼王，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到处“打鬼”。
殿试的前三名，称作“鼎甲”，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仨人，要帽插金花，身披十字红绸，出午门正中门洞，跨马游街。那身打扮，与新郎官差不多。难怪古人把“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同列为人生的“大幸事”，前者称“大登科”，后者叫“小登科”。
自隋、唐、宋、元，至明、清，出过700多名状元，却只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状元赵秉忠的殿试考卷保留下来，现存其原籍山东青州博物馆。皇帝出的题目是“问帝王之政与帝国之心”。赵秉忠的答卷为宣纸，长330厘米，宽38厘米，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及前三辈祖先的概况；这一部分曾经“弥封”。第二部分为答卷，有2600多字；这一部分顶端，有万历皇帝亲笔批示：第一甲第一名。第三部分列有九位阅卷官的姓名和职务，其中三位是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
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终年五十三岁。
乾清宫内景晚清搞“新政”时，张之洞、袁世凯等一大批官员，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张之洞上折子说：“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源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的状元河北肃宁人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曾任河北高等学堂监督，中华民国总统府内史秘书。
走进保和殿后面的乾清门，就进了皇帝家的“后院”内廷中宫，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从这里沿皇宫及京城建筑中轴线向南，有九道“大门”：乾清门、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正阳门、箭楼、永定门，象征中国皇帝所具有的“九重天子”之尊。
作为皇帝的日常工作生活区，乾清宫的办公、生活设施成龙配套，一应俱全。与乾清门遥遥相对的乾清宫，是皇帝的办公室和寝宫。每逢（农历）元旦、元宵、端午、中秋、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帝在乾清宫设家宴。
乾清宫内正中，御座上方，挂着顺治皇帝福临（死后葬在河北省遵化清东陵孝陵）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雍正皇帝胤禛（死后葬在河北省易县清西陵泰陵）继位后，这块匾身价倍增，万人瞩目；因为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明代皇帝生前公开“立储”，确定皇位继承人，诏告天下。康熙皇帝玄烨改变有清以来不公开建储的祖制，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太和殿举行典礼，公开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二皇子允礽为皇太子。结果，引起皇子们兄弟阋墙，群臣斗法，闹得“家”、“朝”不宁。皇太子允礽也不争气，玄烨对他两立两废，终至圈禁。胤禛吸取了教训，秘密建储：用满汉两种文字写好确定接班人的诏书，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待其死后，由相关人等当众开启，诏告天下。从此，“正大光明”和“暗箱操作”，成为完美的一体。
《清史稿》记述：“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匾额上”：“雍正十三年八月，帝崩，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诏，宣诏即位。”“乾隆元年七月，召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密书建储谕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上。”
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内，福临戒内宫不得干政的铁牌矗立在地，玄烨手书的“无为”之匾高悬于上。或许出于同样的考虑，矗立在内廷乾清门前的那对儿大铜狮子与别处的不同，两只耳朵耷拉着，意在让后宫人等凡事“充耳不闻”，装聋作哑。
东间，设硕大的“铜壶滴漏”，每日需注水一百公升。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年代，“北京时间”大概就以此“滴漏”为准。乾隆年间，“滴漏”废置不用，改用设在西间内的大钟。据说，每月有一名太监登着梯子爬上去，开锁上弦。钟声可达乾清门外。
春天，皇后“亲蚕”，在交泰殿举行一个仪式。逢大典和千岁节（皇后生日），皇后在这里升座，受贺；届时，女乐设在乾清宫后檐下和交泰殿前檐下。
按中国传统，“乾”代表天，亦象征“阳”、男人：“坤”代表地，亦象征“阴”、女人。皇帝住在乾清宫，皇后住在交泰殿后面的坤宁宫。清代按照满族风俗，把坤宁宫改为祭神场所，只在宫殿东边保留了皇帝“大婚”时住的洞房，这就是坤宁宫东部的三间暖阁。
所谓“暖阁”，就是在一个大房子里，用隔板、隔扇等间隔出的相对独立的房间；面积相对较小，又是套间，室温相对较高，俗称“暖阁”。清代皇帝大婚时，新婚夫妇只能在这个洞房里的“龙凤喜床”上睡两个夜晚。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已退位多年，仍然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成为最后一位和新娘子在坤宁宫入洞房的新郎官儿。
明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开始重修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费时两年，修整宫殿、宫门、配殿和厢房计110多间，共用白银70多万两。梁栋所需楠木原木，长约30米。朝廷神木厂所存原木不足，到云南、贵州采伐再运到北京，需四五年时间；工部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南京等地贝宁木场去征集。有些木料来自东南沿海各地。仅此一项，采办官员和木材商互相勾结，采用夹带、偷税等手段，就使国库损失了五六万两雪花银。按万历四十年某些地方的行情，一两银子能买四五百斤大米。
文华殿玺印出坤宁宫后门坤宁门，对面是御花园，占地一万二千多平方米。园中的钦安殿，是皇宫中路建筑中惟一的专用宗教场所。
御花园后门，与紫禁城北大门神武门相通。神武门有三个门洞。正中门洞外面的上方，现在悬挂着“故宫博物院”大招牌。
故宫东路建筑，属于外朝办公区的南半部，尚未对外开放；属于内廷生活区的北半部，已对外展览。
入午门，向东穿过协和门，午门东侧有内阁大堂、保存历史档案的“红本库”、“宝录库”及銮仪卫。向北入文华门，东边是本仁殿，西边是集义殿，与文华门相对的是文华殿。文华殿原为绿色琉璃瓦顶，明嘉靖年间，改为黄色琉璃瓦顶。这里是文人学者的学术圣坛，皇帝举办经筵的地方。
经筵是一项非常隆重的学术活动。举办经筵的前一天，皇帝要沐浴、参拜孔子牌位。经筵当日，皇帝御文华殿，升座，听讲官“进讲”。讲官通常由大学士担任。
明代，经筵只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届时，“词林诸臣，无不毕至”，人数多，规模大。皇帝升座后，内阁大臣率领讲官们行“五拜三叩”礼；随即，太监摆好讲桌。皇帝说一声“先生们来！”讲官便据桌开课。除了讲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精典原文，讲官可以联系朝政实际，大发议论。讲毕，皇帝需破费一下，说声“先生们用酒饭”，遂由光禄寺设宴招待。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葬在十三陵裕陵）九岁即位，还很贪玩儿。第一次举办经筵，他根本没有那个耐心烦儿。讲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论语》。朱祁镇越听越觉得没劲，猛地站起来说：“不听了，不听了！”连蹦带跳地出了文华殿。侍读太监王振连哄带骗，把他领进侧殿，对他说：《论语》很有趣，里面有很多故事。小皇帝听说“有故事”，顿时来了精神，重回文华殿上课。
又一次，朱祁镇听着听着，觉着浑身不自在，抓耳挠腮，还翘起了“二郎腿”。讲官放下书本，对他说：“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小皇帝还以为讲官夸他呢，洋洋自得。讲官又把话重复了一遍，侍读王振听明白了：这是说皇上坐姿不端正，有损尊严。他赶紧暗示小皇帝：端正坐姿。
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出席者少，讲官六人，听者只有皇帝。讲官荣幸地与皇上共据一桌，只讲典籍原文，不联系实际。逢立春、端午、中秋等节令、节日，下课后，皇帝赐讲官酒饭或财物。
日讲本意是天天讲，实际上经常停课。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葬在十三陵康陵）即位时十五岁，不爱学习。待先帝入土，大事完毕，大臣们奏请举办经筵和日讲，朱厚照痛痛快快地准奏了。等到确定具体日期时，他今儿个推明儿个，明儿个推后儿个。第二年九月，朱厚照亲自选定了日期。大臣们觉得，这回该动真格的了。没想到，日期一到，又“传免”了。
顺治初年，排斥汉族文化，不办经筵、日讲。不久，又降旨开张了，以汉族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任讲官。根据《董妃行状》记述，每次日讲结束，福临见到董鄂妃，她都缠着老公，询问日讲内容。偶尔，福临有所遗忘，或对典籍理解不深不透，董鄂妃就温言相劝：我听说，圣人贤者详细阐述了为君治国的道理；皇帝如果能铭记在心，灵活运用，肯定会大有益处的。
康熙八年，铲除鳌拜之后，宫中着手举办经筵。九年七月，试办一次；十一月正式办日讲和经筵。玄烨曾对讲官们说：朕愿意和有学问的人朝夕相处，探讨学问和治国之道。
乾隆三年正月，弘历传旨筹备经筵。是年二月，“上命举行经筵，自是，每季仲月举行一次，岁以为常。”乾隆皇帝弘历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文华殿的厢房，曾经是明代太子的读书处。文华殿东边的传心殿，供奉中国上古时期历代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等。周代开国元勋“周公”姬旦，以及孔老夫子，虽非帝王，却功高盖世，堪称楷模，也荣幸地列在其中。
文华殿北，有明清两朝的大藏书楼文渊阁。原阁毁于明末。乾隆年间，仿浙江宁波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重建。阁内正中设皇帝御座。经特许，王公大臣也可以在这里阅览群书。
宁寿宫乾隆花园文渊阁北，有御茶膳房、御药房、太医院、井亭、治性所、銮驾库、国史馆、南三所、皇上习箭的箭厅、养御马的上驷院。明代御马监太监刘忠，九岁入宫，曾获赐“蟒衣玉带”，六十八岁去世，葬在今日香山公园内。
南三所又称绿瓦三所，原名撷芳殿，曾是皇子的住处。
以上区域，目前尚未对外开放。
从这一区域向北，又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东部靠近紫禁城东城墙的那一片，在明代，建筑物很少。偌大地盘儿，只有仁寿殿、哕鸾宫和外东裕库几处建筑物，孤零零地立着，显得空荡荡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烨下旨，在这片地方为其母亲建住宅，遂建起了宁寿门、景福宫、东宫和西宫等。乾隆年间，弘历又瞄上了这块地皮，苦心经营多年，为自己造了一个“养老院”。
玄烨八岁登基，六十九岁归天，当了六十一年皇帝。据他自己统计，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帝的秦始皇到玄烨，当上皇帝而又有年号的，共有二百一十一人。其中，玄烨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当然，后来者也没有超过他的。
弘历二十五岁即位，八十九岁驾鹤西去，是自秦始皇以来，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在位的时间，可以超过玄烨。但是，弘历为了显示自己“孝敬”和“寡欲”，多次声称，绝不超过祖父的在位时间，并在晚年积极筹划在位六十年后的退养之所。乾隆三十七年，弘历决定在爷爷为母亲建造新居的那个地方，为自己造一个“干休所”；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建成了宁寿宫。
珍妃井这是一组自成体系的建筑群，其形制和功能、用途，主要仿照内廷中宫，兼有外朝三大殿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弘历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想沽名钓誉，又极其“恋栈”；既想退居“二线”，又不甘心放弃作为皇帝所享有的一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退居二线后，处境都不怎么样。弘历不能不留一手！
宁寿宫的正门，名为皇极门——太和门在明代曾经名为皇极门，由此可见弘历心理活动之一斑。门前矗立着由二百七十块琉璃砖砌的九龙壁。它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巨龙、山崖、流云和海水浑然一体之雄伟壮丽；而且在于，从东边数起，第三条白龙的肚子上，居然有一块木雕。不知是制作者失误，还是后人修补。
进皇极门，迎面是宁寿门；与宁寿门相对的是皇极殿。太和殿曾名为皇极殿。其形制如乾清宫，规模略小；殿内东边设置“铜壶滴漏”，西边有一个大自鸣钟——连发布标准时间的“权利”，弘历也不打算放弃。
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形制如坤宁宫，但比坤宁宫小。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坤宁宫里有的，这里都有。
由此向北，进养性门，里面的养性殿，形制如现任皇帝住的养心殿。殿内正中设御座。殿内东西，各有别室，曲径通幽，颇为隐秘，一如养心殿的格局。庭院之西，有礼佛用的塔院。
养性殿后面的乐寿堂，面阔二十一间，为藏书之处；其东、西两廊，墙上镶嵌着一百多块法帖石刻。
乐寿堂北面的颐和轩，为读书场所。其后有长廊通向北面的景琪阁。阁后是整个宁寿宫“干休所”的后门贞顺门。门外有夹于高墙之间的宽阔街道，通往神武门。
贞顺门内东侧，有一眼小水井，井口围着石栏。它处在偌大紫禁城的偏僻角落，简直就像一粒灰尘。自从它被冠以“珍妃井”的名称后，却成了许多游人极力寻找的一个“景点”。
原来，1900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载?所宠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手下的太监崔玉桂投入这个井里。人们为载?和珍妃之间的爱情所打动，对珍妃敢于蔑视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感到敬佩，亦对她悲惨的命运寄予惋惜和同情，“爱乌及屋”，“珍妃井”有了名气，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曾写诗叹曰：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言外之意，锦衣玉食的帝后妃嫔，还不如平常夫妻幸福美满。
许多人都知道，颐和园德和园里有一个壮观的大戏台，殊不知，它是仿宁寿宫里的畅音阁大戏台建造的。畅音阁大戏台在养性殿东院儿，地下有水井、水池，台上有机关，地板和天棚都是“活的”。与戏台相对的阅星楼，是帝后看戏的“包厢”；其两侧的廊道，是王公大臣看戏的地方。
这个院子后面，有庆寿堂、景福宫，以及礼佛用的梵华楼和佛日堂。乾隆四十九年，弘历这一“枝儿”，五代同堂，在景福宫搞了一次“派对”，宫内留有弘历写的匾额：“五代五福堂”。
养性殿西边，有一个长方形的乾隆花园。有迷宫之称的符望阁，坐落在花园北部，内装修极其精美，壁画迷离；布局复杂多变，通道真假共存，似通非通。
花园最北端的倦勤斋，绿顶黄檐，极为雅致。斋内设小戏台。
整个宁寿宫建筑群占地，南北长420米，东西宽120米，耗资巨大。然而，弘历于乾隆六十年，把太和殿那把“天下第一把交椅”，让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颙琰（死后葬在河北省易县清西陵昌陵）后，以“太上皇”之尊，继续住在养心殿；除了偶尔在宁寿宫吃吃喝喝外，一天也没在这儿住过。史载，太上皇“归政仍训政”，“军国政务仍奏闻，秉训裁决。”朝臣们参加颙琰主持的早朝后，常常要跟在这个“儿皇帝”屁股后头，去养心殿“补课”。届时，弘历居中面南坐在宝座上；颙琰脸朝西坐在一个凳子上，与大臣们一起聆听太上皇的谆谆教导。
宁寿宫东边，紧靠紫禁城东城墙，有南十三排和北十三排，那是禁卫军的营房和太监的住处。
出宁寿宫正门皇极门，向西过锡庆门，北面是奉先殿。明代，因为“太庙时享未足展孝思之诚”，而在紫禁城里建了这么一座“小太庙”。里面有很多单间儿，每间供奉一位先皇和后妃的牌位。宫中每月都变着法儿地给祖宗上供，“食谱”天天换，如：初一卷饼，初二髓饼，初三沙炉烧饼，初四蓼花，初五羊肉面角，初六糖沙馅馒头，初七巴茶，初八蜜酥烧，初九肉油酥，初十糖蒸饼，十一日面烧饼，十二日椒盐饼，十三日羊肉小馒头，十四日细糖，十五日玉茭白，十六日千层饼，十七日酥皮角，十八日糖枣糕，十九日酪，二十日麻腻面，二十一日蜂糖糕，二十二日芝麻烧饼，二十三日卷煎，二十四日熝羊蒸卷，二十五日雪糕，二十六日夹糖糕，二十七日雨熟鱼，二十八日象眼糕，二十九日酥没烧饼……嘉靖年间，雷击奉先殿。人们议论纷纷，大臣王廷相乘机上疏说：“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他认为，奸臣严嵩带头搞不正之风，胡作非为；只有除掉这个奸恶之徒，大小臣工才能廉洁自律，老天爷就不会拿皇上的祖宗“撒气”了。
明代，皇太子在奉先殿西侧的毓庆宫居住，时称慈庆宫。神宗朱翊钧刚刚坐上金銮宝座，慈庆宫后房被烧毁。大臣们认为，这是由于皇上工作有失误，老天爷才给脸色看的。御史胡孝疏打了一个报告，奏请皇上放后宫宫人一条生路，还说什么“唐高不君，则天肆虐”。别看朱翊钧当时才十岁，历史知识还是蛮丰富的，对胡御史把他比喻成了不争气的唐高宗李治，很不高兴，给胡孝疏一个“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
光绪皇帝载?小时候曾在毓庆宫读书。他的师傅有翁同和、孙家鼐、夏同善、孙诒经和松桂。松桂专职教授满文，不掺和闲事。跟着载?这么一个倒霉的皇帝混事儿，师傅们大多没落好。后来，夏同善被贬到一个省去“主持学政”，死在任上；孙诒经因过失而被罢官；翁同和由于策动并支持变法，被撵回老家江苏常熟。只有孙家鼐混到了“宰相待遇”。
逢祭天地、社稷、祖先、孔子，以及祈雨求福的敬神礼佛活动，皇帝要提前沐浴，吃素，在毓庆宫西侧的斋宫独宿一日或数日。有时，也选择其他清静地方斋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同治皇帝载淳（死后葬在河北遵化清东陵惠陵）死了。按照慈安、慈禧两位太后的决定，六日夜间，备法驾卤薄，把四岁的载?，从宣武门内的醇王府接入皇宫，继承大统。初七，开始为载淳发丧。两宫皇太后决定，以后每年七月“享太庙，致斋三天。”
武英殿建筑群皇帝“致斋”，得“独守空房”。对于一个好色的皇帝来说，“独居”实在难以忍受。明世宗朱厚熜斋居时就心猿意马，动不动就溜出斋宫，去找乐儿。
清代，斋戒日到来之前，太常寺官员在乾清门左侧立一个“铜人”，提醒皇帝“该斋戒了”；同时告诫出入内廷中宫的人：请勿打扰。
斋居时，皇帝暂时“离世”，脱离红尘，偶尔会有人乘机制造点麻烦。传说，乾隆皇帝弘历宠爱香妃，皇太后屡劝无效。有一次，趁弘历斋居，皇太后把香妃传到慈宁宫“谈话”。弘历闻讯，知道大事不妙。等他仓皇赶到慈宁宫，香妃已经香消玉殒。
不过，有人经过一番考证后说，香妃就是容妃；皇太后比容妃死得早。
斋宫之北，有一组由六个形制相同的院落组成的建筑群，统称“东六宫”，是皇帝老婆们的寑宫。东六宫和奉先殿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通道，东端是苍震门。出此门向北，有一个夹道，通向神武门。清代，每天都有十来口猪，通过苍震门入后宫。
东六宫东侧，有果品房、缎库、茶库、供奉昊天上帝的玄穹宝殿。
东六宫北面，是“北五所”，有如意馆、寿药房、古薰房，以及内廷太监办公处四执库和敬事房。据说，珍妃“投井”前，曾被幽禁在北五所的三所。
北五所后面的东铁门，通往神武门。
紫禁城西路建筑，目前只有少部分对外开放。
进午门，向西穿过熙和门，可以看到午门西侧的灯库和木库。向北跨过金水河，入武英门，里面的武英殿，规制与东路的文华殿相似，也是一个学术场所。明清都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为内阁的重要官员。任职者都是学识渊博、深受皇帝信任的角色。
明代，皇帝有时在武英殿召见大臣，有时在这里斋居。明末，太和殿、乾清宫一带破败不堪。义军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在武英殿“办公”，并在此称帝，国号“大顺”；称帝第二天，匆忙率军撤出北京，不久全军覆灭。清军入京，顺治皇帝福临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康熙年间，在这里开馆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由玄烨的三儿子允祉主持，在武英殿编印成书的。他们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铜版活字印刷技术，大量的铜铸活字版，贮存在西华门外“武英殿活字版处”；乾隆年间，在武英殿编刻印刷的书籍，被称作“殿版”，为当时最珍贵的版本。武英殿的东、西配殿，都成了书库。
武英殿西边的尚衣监，曾是皇子住处；咸安宫，曾囚禁过废太子允礽，后来毁于火灾，改建成西洋式的宝蕴楼，贮藏文物；南薰殿，藏历朝历代帝后、圣贤画像。
武英殿北，是清代的内务府。这个机构相当庞大，“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满族亲贵，由皇帝任命；级别虽在二三品，但是，作为皇帝的“大管家”，权势和“油水”都极大，胆子更大。总管及其属下，以权谋私成风，甚至经常敲皇上“竹杠”。道光年间，皇帝旻宁（死后葬在河北易县清西陵慕陵）有一天想吃一碗片汤。内务府为此造了一个“预算”：新建御膳房一处，专供片汤，设若干官员管理，需要一批厨子、杂役，开办费需要白银数万两，每年的经常性开支需要白银数千两。旻宁闻奏，传旨内务府：前门外有一家小饭馆，做的片汤味道最好，四十文钱一大碗；你们到那儿“进货”就行了！
内务府北边，西为慈宁花园，是慈宁宫的附属建筑；东为造办处，隶属内务府。
造办处的工作很繁杂，掌管着许多技艺高超的匠人，大能建房筑屋、制作家具，小能鼓捣工艺品。故宫现存的珍宝中，说不定就有造办处的手艺。造办处还附设五个地下冰窖，冬季凿冰存于窖内，备夏季消暑用。
再往北，就是当年的单身女人宿舍——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等人的住所：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说白了，住在这里的，是一水儿的寡妇。皇帝的老婆，多而年轻；皇帝一死，身后总要丢下一大帮未亡人。当初建造紫禁城时，考虑得非常周到，为她们预留了生活区。
住在慈宁宫里的太皇太后、皇太后，有当皇帝的儿子、孙子撑腰，有职有权，日子过得蛮充实。儿子或孙子差不多天天都来给老太太请安，嘘寒问暖。亲王老婆、诰命夫人们，按规定轮流来陪老太太闲扯。老太太有指导、协助皇后管理后宫的责任，请示汇报工作、拉关系走后门儿的，川流不息。逢元旦、冬至、老太太的生日，以及给老太太上“尊号”，册立后妃等，慈宁宫都举行盛大典礼。公主订婚、出嫁，老太太要在慈宁宫宴请驸马（清代叫额驸）的母亲及其家里有身份的女眷。清代，每年正月十六，老太太在慈宁宫宴请外藩公主、郡主，以及蒙古王公的老婆们，皇后、妃嫔，还有诸王、贝勒、贝子、满族一二品大员的福晋，出席作陪。
有儿有女的太妃、太嫔，日子还好过一些。没儿没女的先皇遗孀，日子过得就冷冷清清了。“架子”大，开销多；先皇在世时，要是没多攒点儿私房钱，光靠“津贴”过日子，难免有窘迫的时候。据末代皇帝溥仪说，清末有些太妃、太嫔，就不时求太监帮忙，到市面上去代卖“针线活儿”。
清初，康熙皇帝玄烨曾在慈宁宫东侧，为太皇太后新建了一座寝宫。现在，连影儿都见不到了。
在清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孝庄太后，凭着聪明才智、清醒的政治头脑、灵活的政治手腕儿，在顺治初年和康熙初年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对巩固儿子、孙子的皇位皇权，稳定政局和发展国家，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玄烨对他的这位老奶奶感情 至深。为了让她安享晚年，玄烨命令为她建造新居。孝庄太后入住后，常在孙子面前称赞这座寝宫如何如何的好。孝庄太后去世，玄烨又命令，把这座寝宫拆运到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去，在孝庄太后的墓旁原样建起来。
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和慈宁花园，与紫禁城内其他寝宫相比，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佛堂多。这些措施，对寡妇们无异于“雪中送炭”。像同治皇帝载淳，死时丢下的四名皇贵妃、贵妃，年龄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六岁；那位十六岁的寡妇，四十六岁才去世。“漫漫长夜”，也只有“佛”能给她们些许慰藉。
唐诗中有许多凄婉哀怨的诗篇，描述后宫女人老朽、寂寞、凄凉的生活状况；然而，并不是所有先皇的遗孀，都有这样的“福分”的。两千多年前，汉代废止了古已有之的后妃为丈夫殉葬的制度。明代，这个制度死灰复燃。诏令建造紫禁城的成祖朱棣，有十六位妃嫔殉葬；为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葬在十三陵献陵）殉葬的，有五名妃嫔；为仁宗之子、宣宗朱瞻基（葬在十三陵景陵）殉葬的妃嫔，有十人。
多数殉葬的妃嫔，是被“点卯儿”，在宫中被勒死的。史料记述了为成祖朱棣殉葬的妃嫔赴死状况：宫中设宴“饯行”；然后，殉葬者鱼贯进入一个大厅，哭声惊天动地，有人哀求放生，管事儿的不准。大厅里摆放一排小方凳。妃嫔站到凳子上，绳索套在脖子上，有人把方凳一一撤掉……
死者有的被追认了名份，父母受到抚恤；有的则连名字都被忘记了，没有人把她们放在心上。为宣宗朱瞻基殉葬的郭爱，入宫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死命令”，连个封号也没捞着。比起郭爱她们，生活在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的寡妇们的寂寞、无聊和凄凉，又算了得什么呢！
在十三陵德陵（熹宗朱由校寿宫）东边，有一眼“东井”；定陵的西边，有一眼“西井”。这两口井并非水井，而是殉葬妃嫔的“公墓”。这两个墓只有砖穴，当初棺材直接入穴，像“下井”一样，才名为“井”。早年守墓人传说，夜深人静时，常见艳装妃嫔结队掌灯，从长陵出来，飘飘然进入东、西二井。听的人，汗毛直往起竖。
宣宗朱瞻基的儿子、英宗朱祁镇，“玩”了一辈子，丧军辱国，当过俘虏；临终却做了一件积德的事儿，下令废止殉葬制度。他的子子孙孙，都按既定方针办。
清初，殉葬之风再起。为顺治皇帝福临殉葬的，不止妃嫔，还有侍卫。康熙皇帝玄烨下令废止殉葬。可笑而又可恨的袁世凯，临死手刃爱妾，着其殉葬，把“皇帝瘾”过到了极致。
殉葬的妃嫔中，有的“为情而死”，有的自知活着比死了还难受，自愿赴死，颇为“壮烈”。顺治皇帝福临的贞妃，“申请”为丈夫殉葬，得到比较高的待遇；尸体没有“下井”，而是葬入了丈夫的陵墓。
寿安宫北面的英华殿，原名隆禧殿，明代供奉佛像；清代又筑碑刻文，推崇“黄教”（藏传佛教的一个支系）。
英华殿庭院后门，通神武门。
养心殿西暖阁英华殿西边，有御膳房、城隍庙。英华殿东边的院落里，有雨花阁、广生楼、怡静轩、碧琳馆、延春阁、古云楼、建福宫等等，占地约四万多平方米。雨花阁有特殊的用途。阁有三层，上层供奉五尊欢喜佛，中层供奉康熙大帝画像，下层供佛像，还有用人头骨制作的灯，用人骨制的笛子等法器、法物。
1923年6月，废帝溥仪还盘踞在皇宫中。一天夜里，建福宫一带发生火灾，延春阁、古云楼、广生楼、怡静轩、碧琳馆等一大片建筑物，连同里面贮存的珍宝，都化为灰烬。据不完全统计，烧毁金佛两千六百多尊，古画一千一百多幅，唐、宋、元各代瓷、玉、铜器四百多件，貂裘衣、朝服三十五大箱，以及数不清的珍本古籍。宫中风传，着火前，溥仪、皇室成员、太监，自知不能久居皇宫，大肆盗卖国宝；仅溥仪弟弟溥杰一人，每日“奉旨”入宫，再“捎带”国宝回家，一年之中，不知带出了多少东西。有人说，这帮子硕鼠，为掩盖“盗迹”，故意纵火。
清除火场垃圾，溥仪因地制宜，建了一个网球场。
网球场东边，是与“东六宫”遥遥相对的“西六宫”，为妃嫔住处。西六宫北面，有崇敬殿、漱芳斋、重华宫。崇敬殿又名乐善堂。漱芳斋东有随安室，西有芝兰室。重华宫曾是乾隆皇帝弘历的住处。他当上皇帝后，常在这里与大臣聚会，吟诗联句，品茶听戏。《清史稿》记载，乾隆十年正月，“上召大学士、内廷翰林，于重华宫联句”；十三年十月，“上幸重华宫，赐经略傅恒宴。”
西六宫南面，乾清宫西面，有一组建筑，在清代地位极为显要，这就是养心殿。自雍正皇帝胤禛开始，以后的清代皇帝，都以此为“家”。
中、东、西三路建筑之间，以及各路中相对独立的小建筑群之间，都有或宽或窄、或长或短的街道，总体上呈“井”字形。其中，大的街道号称“横（东西）三竖（南北）八”。东华门到协和门、经太和门外东朝房，循午门内侧经太和门外西朝房，穿过熙和门至西华门的通道，是紫禁城里惟一呈曲线状的街道；而外朝三大殿之保和殿后、内廷中宫的乾清门前，东至景运门，西到隆宗门之间的横街，宽得像一个狭长的广场。
大部分街道两旁，设置各种形制、大小不等的门，门下有高高的门槛。清废帝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嫌内廷各门的门槛“阻碍交通”，曾颁旨锯掉了一些。细心的游客可以看出溥仪留下的痕迹。多亏在学会开汽车之前，溥仪就搬出了紫禁城，否则，说不定他会颁旨拆房子。
有街道，当然就有路灯。灯有石头底座，高约一米；楼阁状方形铜灯框，四周镶着玻璃。玻璃上有红色“寿”字和红色蝙蝠图纹，取“福寿双全”之意。明代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为了便于搞阴谋活动，实行“灯火管制”，轻意不准点路灯。崇祯年间，思宗朱由检除掉魏忠贤，重新点起路灯。清末皇宫安装电灯前，路灯用蜡烛照明。这样的路灯，今天的游人还有机会一睹芳容。
中国皇帝比西方国家君主“谦虚”。中国古代的雕刻艺术，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准。这绝对不是“老王婆子卖瓜”。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四川的乐山大佛和石窟，重庆的大足石窟，宁夏的海原石窟，甘肃的敦煌、安西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新疆的库车石窟，都向人们展示着中国历代雕刻艺术的辉煌，谁见了都说好。人们或许从某些石雕佛像中，依稀分辨出某位帝后的遗容；但是，走遍全中国，也看不到一尊古代留下来的高大威猛的皇帝雕像。
中国皇帝又比较“残暴”，对前朝的皇宫、陵墓，非烧即掘。后人真得好好感谢清代的皇帝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度”和“仁慈”，才留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紫禁城，和一个比较完整的“十三陵”，使后人有得看，有得瞧。

第三章 气势恢宏的宫廷典礼
皇帝的威严，宫廷的大事，集中体现在盛大的典礼仪式中。
登基、元旦、冬至、诞辰，皇帝举行大朝。乔装打扮，浓墨重彩；皇帝升金銮宝座，文臣武将、各国使节肃立于太和殿庭院内，仪仗自太和殿丹陛陈列至午门之外。
明正德十年大年三十儿，太阳刚露脸，礼部、乐部、锦衣卫、鸿胪寺、太常寺等部门的一帮子官员，就到紫禁城里来“上班”了，为正月初一早七点左右开场的元旦大朝典礼，做准备工作。
今天的“活儿”很多，而且涉及面广，人众，头绪繁杂。他们得布置好“会场”，还要“走走台”，让有关人员熟悉场地，把各个环节衔接得天衣无缝。太和殿金銮宝座后面，左右备羽扇。宝座左前方，设一个“宝案”，放上“节”等。太和殿门外东侧，设一个“表案”，排列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献的贺词。外藩和各国使臣进贡的琳琅满目的礼物，陈列在丹陛左右。报时的大鼓，摆在丹陛东侧。演奏“中和韶乐”用的大件乐器，分设在太和殿前东西檐下；就那套编钟和那套编磬，每套都有几十件零碎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大木头架子，没个把小时，安不好，也摆不平。演奏“丹陛大乐”的大件乐器，陈设在太和门内东西檐下。乐队队员，鱼贯入场，熟悉自己的位置，试着演奏一下。
辂车、步辇、龙亭、大象、骏马等大家伙，陈列在午门内外。太和殿庭院内，丹陛下至太和门内，地面上镶着两行方块白石，名为“仪仗礅”，共二百多块。仪仗队员拿着旗帜、刀枪等家伙式儿，找到属于自己的“仪仗礅”，练习“列队”。
等官员们安排停当，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连年夜饭也吃不香了；还得暗暗祷告，求老天爷别下雪，别刮大风，免得他们前功尽弃。
文武官员的家，遍布京城内外。为了在正月初一早晨准时到达午门外“点卯”，家离紫禁城远的官员，三十儿晚上根本没工夫睡觉，刚过半夜，就得出门上路。六点多钟，参加典礼的宗室王公、文武官员、外国使臣，在午门外集合完毕。个个穿着礼服，精神抖擞地站在寒风中等待着。
将近七点，鼓响两通，他们排着队，分别从午门的东西掖门，进入紫禁城，按身份、级别、部门，肃立在太和殿丹陛上、庭院内指定的位置上。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然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皇上的影子，听不到静鞭响。日头出来了，还没什么动静。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前后左右之间开始交头接耳，但是，谁也不敢离开原位，去打探消息。
他们谁都想不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武宗朱厚照，昨儿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此刻还躺在龙床上呼呼大睡呢！日上三竿，官员们衣不禁风，肚中无食，两只脚冻得像猫咬的一样。太和殿庭院里不时响起阵阵“踏步”声。到了下午，有些上年纪的、身体弱的，渐渐挺不住了，站在原地直打晃儿。越来越多的人，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太和殿张望。
日头眼瞅着偏西了，侍寑太监好不容易唤醒了朱厚照。不料，他连眼睛都没睁，“嗯”了一声，翻个身又打起了呼噜。直到太阳快下山了，朱厚照才勉强起床，眼睛半睁半闭着洗漱更衣，被扶上“礼舆”，迷迷瞪瞪地被抬往太和殿。
站在太和殿丹陛上的大员，不知谁先得到了消息：皇上来了。一阵嘁嘁喳喳地传话声，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庭院。连冻带饿、蔫头蔫脑的官员们，个个勉强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胸脯。
静鞭三响，鼓敲一通，乐奏《飞龙曲》，衮冕加身的朱厚照，在导引官引导下，御太和殿，升宝座；王公大臣俯地叩拜，山呼万岁。《风云会》、《庆皇都》、《喜升平》三曲奏过，宣表官诵读贺表。乐起，王公大臣再“三跪九叩”，高呼万岁。乐奏《贺圣明》，朱厚照起驾回内廷，鸣鞭礼毕。
大过年的，文武官员“站了一天的桩”，水米未进，谁不着急回家？典礼一结束，顾不得上下尊卑，也不管体面不体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扭头就往家跑。顺着掖门出午门时，坏菜了！黑咕隆咚，你推他拥，前仆后继，互相践踏，好多人的衣服破了，身子伤了。兵部的赵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狗抢屎，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紧跟其后的人，连个“哎呀”都没来得及喊出口，就被后面的人拥着，从赵将军的身体上踩了过去；再往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地上躺着个人，只觉得脚底下软乎乎的，没等细琢磨，就被推搡着出了午门。
午门广场更热闹。前来迎接的人，下属找上司，儿子唤老子，奴才寻主子，乱作一团，“喧如闹市”。最伤心的，是赵朗的家人，苦苦等了一整天，抬回去的却是一张大“肉饼”。
崇祯帝像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按照《周礼》的要求，根据本朝的具体情况，严格规定了各种礼仪，典礼制度。明清基本上沿袭了前朝的“五礼”规制，即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和凶礼。冬至大典、立春（春节）、恭迎册宝、万寿节祝寿等，列入吉礼。登基、大婚、大朝、御门听政等，为嘉礼。亲征、阅兵，封帅拜将、凯旋献俘等，皆属军礼。外国使节朝贡及表谢、外藩亲王及京官朝见等，在宾礼范畴。帝、后、妃、嫔、皇帝子女丧，则属凶礼。
古代，礼繁节缛，长跪、磕头、稽首、作揖……严格区分各种等级。《周礼》规定：“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清代顾炎武说：“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明初规定，公、侯、驸马见面，各行两拜礼。一品官员与公、侯、驸马见面，居左，答礼；二品官见一品官，仿此规定行礼。三品见一品，四品见二品，行两拜礼，其余参照这个规定行礼。洪武三十年规定，百官相见，以级别高低分尊卑，级别相近的官员见面，尊者居东，卑者在西，相对行礼；级别相差二三等的，尊者“在上受拜”；级别相差四等以上的，尊者坐着受拜。官员出行，三品以上坐轿，可带六名随从；四品以下骑马，四品至六品带四名随从，七品至九品只能有两名“跟包儿”。
朝会，是朝廷最为隆重的典礼活动之一。逢皇帝即位、结婚，册立皇后和皇太子，以及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冬至、皇帝生日，按例，皇帝御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外国使节的祝贺，统称“朝会”，又叫“大朝”。
与“大朝”对应的，是“常朝”。
大朝和常朝，都是礼仪性的，走走过场，不议事论政。不同的活动内容，有不同的仪式，仪仗有多寡，乐曲有区别。
平日皇帝与臣工议事，处理政务，称“御门听政”、“视朝”，还有什么“早朝”、“请安”、“见启儿”，都不在太和殿进行。此外，皇帝还在太和殿以外的宫殿，随时召见少数臣工议事，开小型会议，或与某位大臣“个别谈话”。
明思宗朱由检就有单独召见大臣秘谈的习惯。不过，大臣们对这种工作方式，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朱由检把大臣周廷儒传到文华殿，说了好半天悄悄话，引起满朝风雨。御史毛羽健为此奏了一本，批评皇上：“召见不以盈廷，而以独待；清问不以朝参，而以燕闲……”
举行大朝，必陈仪仗。历朝历代，皇帝的仪仗队里都有许多奇形怪状、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家伙式儿。其中的节，为帝王作凭证的物件，“如朕亲临”。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很体面、严肃的东西，而实际上，只不过在一根棍子上，装饰着牦牛尾之类，形状倒像民间出殡时孝子打的灵幡。汉代，苏武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到匈奴那里出公差，被扣押多年；即使被迫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边上放羊，也持“节”，以示不屈。后来，节上的毛掉光了，只剩下一根“光棍儿”，他照持不弃，留下一段“苏武牧羊”的佳话。
纛和节，最初有相似之处，用牦牛尾、野鸡毛装点。后来，军中大旗称作“纛”。《新唐书》中说：“节度使掌总军旅，行则建节，树六纛。”
“惟羽扇之攸兴，乃鸣鸿之嘉容。”用孔雀翎等鸟羽做的大扇子，有长长的木柄，用来壮门面，不是?风的。
拂尘，用牦牛尾、马尾做的，东北地区称之为“蝇甩子”。太监和仪仗队员拿着它，显然不是为了轰苍蝇或拂灰尘的。
盖，又称“黄盖”、“华盖”。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故作华盖也。”形状像一把“万民伞”，有人称其为“伞盖”。
龙亭，像一个罩着黄色缎子帷幔的小轿子，用来放置各类“文件”。
辂，一人推、二人挽的木制小车；辇，木制“挽车也”，自秦汉专指帝后乘的车。山东省济南至青岛的高速公路临淄段，公路底下有一个“古车博物馆”。那里的展品告诉人们，自轩辕黄帝造车，车不仅成了王者的交通工具，而且成了军中“坦克”。周武王和商纣王大战于今河南淇县一带的牧野，双方动用一万多辆“坦克”，规模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坦克大战。春秋战国时，常以兵车多少，衡量国力，有的号称“千乘之国”，有的号称“万乘之国”。南北朝时，帝王将相爱坐牛拉的车。唐、宋帝王将相觉得，还是坐轿子舒服，车就逐渐成了皇帝仪仗队中的摆设。
元代，扬州人睢景臣作的《哨遍套？高祖还乡》，形象而诙谐地描述了汉高祖刘邦的仪仗队：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添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不曾见的器杖，穿着大作怪的衣服。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朝天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轿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睢景臣所说的，就是皇帝仪仗队里的太阳旗、月亮旗、凤凰旗、飞虎旗、游龙戏珠旗、宫扇、华盖，以及朝天蹬、金瓜锤、刀枪剑戟、斧勾抓等。当然“十八般兵器”，统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现代国家的仪仗队也如此，用的都是特制的“礼宾枪”，不能用于实战。有些国家的仪仗队，穿“奇装异服”。英国的仪仗队员，一年四季都戴着厚厚的黑色熊皮帽子。
明代，以衣着华丽而著称的锦衣卫，兼管陈设仪仗。而它的主要职责是，侍卫皇帝，保卫皇宫，掌管社会 上的纠察、侦缉、刑狱，集军队、宪兵、警察、特务职能于一身。
一般情况下，举行大朝需奏乐。那时候还没有“国歌”这一说。宫廷音乐主要分为礼仪性和娱乐 性的两大类，大概有如现代所说的“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典礼、祭祀、盛大的“国宴”，演奏礼仪性的“雅乐”，有时配上歌舞；一般宴会，宫中娱乐 活动，演奏娱乐 性的“燕乐”，一般都伴有歌舞。
传说，伏羲首创中国民族乐器。轩辕黄帝依据凤凰的叫声，确定了十二个音阶，有了最初的礼仪性宫廷音乐。周代继承了前人的音乐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有了“六乐”，祭天时奏《云门大卷》曲，祭地奏《咸池曲》，祭月奏《大韶》，祭山川奏《大夏》，祭祖宗奏《大濩》。《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都属于礼仪性的雅乐。“韶”，美好的意思。舜时有了“韶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周代，文王、武王皆用“韶乐”。《荀子？乐论》记载：“舞韶歌武。”“陛”是台阶。古代宫殿前的台阶涂成红色，称作“丹陛”；《丹陛大乐》当然就是帝后享用的了。
雅乐虽然庄严、典雅，但是沉闷、呆板，少有大起大落、强烈的节奏感，曲谱记录方法也不科学，民间鲜有所闻，传世之作有如凤毛麟角。孔老夫子自称听到过久已失传的雅乐，极力地称赞它，“绕梁三日”，“尽善尽美”；然而，他也就能模仿着哼哼几句，到底曲谱是个什么样，怎么样进行演奏，也没有细说。
在孔夫子之后，儒家的人，都稀里糊涂地跟着“圣人”起哄、叫好，以雅乐为“正声”，其余的音乐，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靡靡之音”。现如今的通俗歌手，赶上了好时候；要是孔老夫子的徒弟们从棺材里爬出来，坐在主席台上当评委，他们想拿大奖，门儿也没有！
唐代，北方的大军阀安禄山、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丢下长安城皇宫中的闲杂人等，不管了。宫廷乐人流散于民间，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继承宫廷燕乐的僧、道、俗三个大的流派。他们流传下来的“燕乐半字谱”，用亻、阝、彳之类的汉字偏旁，记录乐谱，说是“蝌蚪文”，又不像蝌蚪文；说它像“天书”，又不是天书，很难破解。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传着一个说法：要想研究中国的古代音乐，还得借助于日本雅乐。
陕西一部分民间艺人，组建了“长安鼓乐社”，专门演奏古代“燕乐”。他们不信那个邪，与专业音乐工作者密切配合，在发掘中国古代音乐遗产、破解“半字谱”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西安的“古乐博物馆”，向游人展示着中国古代音乐和乐器的风采。
新朝代的奠基者，都把自己看作前朝理所当然的掘墓人，把前朝的帝王将相视为手下败将，对带有前朝色彩的雅乐，报以高度警惕。他们一方面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掘前朝的音乐遗产；另一方面，又要竭尽全力地去其“糟粕”，结合本朝特点，制定出一套自己的“雅乐”来。因此，每个朝代的雅乐，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突出本朝“奉天承运”的正统地位，强调本朝改天换地的辉煌业绩。
明代宫廷音乐，除了前面提到的《飞龙曲》等，还有《圣安之曲》、《万岁乐》、《朝天子》、《安定之曲》，等等。
皇帝管得了老百姓，管不着老天爷。老天爷是个不认“大马勺”的主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皇帝添点儿乱。
明思宗朱由检自小到大，受尽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窝囊气。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总算逮着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了。尽管先皇哥哥朱由校的尸骨未寒，他也要举行登基大典，抖抖威风。正当文武百官撅着腚，虔诚地“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时，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尖利刺耳的轰鸣声，而且一连响了三次。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毛骨悚然。大臣们直嘀咕：这个头儿开得可是不怎么好啊！
明神宗朱翊钧朝服画像头儿没开好，结尾更糟糕。明末，辽东的清军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花花江山：陕西的李自成义军，步步推进，锋芒直指京城。在这种形势下，朱由检迎来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农历甲申年（1644年）元旦。屋漏偏遇连阴天。没等日头露一面，京城便刮起了“沙尘暴”，“震屋扬沙，咫尺不见”，以至站在午门外“听喝”的百官，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城楼上的钟鼓声。朱由检穿着袞服，戴着旒冕，准时御太和殿，升了宝座，却没有人来捧场。视线所及，只是被风沙吹得摇摇晃晃、眼睛“眯缝着”的锦衣卫警卫和仪仗队员。朱由检不由得悲自心中起，怒火在胸中烧。等满朝文武得知皇上已经临朝，正在“傻老婆等苶汉子”时，才一窝蜂般涌入午门、太和门。慌慌张张，又“两眼一抹黑”，谁还顾得上“文东武西”地排班儿？许多官员都“站错了队”，文臣武将插花般地胡乱分成两拨，冲着太和殿的方向下跪磕头。听不清鸣赞官的口令，也听不到乐曲声，完全没有了节奏感，动作七上八下，全都跟着感觉走了！
大朝在慌乱中匆匆开始，又在慌乱中匆匆结束。有些老臣联想起朱由检的登基大典，老天爷就怒吼了三声，今天老天爷又给脸色看，都觉得“大大地不吉利”。果然，不到三个月，历时近三百年的大明朝，就土崩瓦解了。
小皇帝的登基大典，最容易出纰漏。因此，典礼前需要反复排练。明宣德十年（1438年）正月，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故，九岁的皇太子继承大宝。黄嘴丫子还没褪净的朱祁镇，本性就好动不好静。他把登基大典看作“演戏”，一开始还觉得很好玩，但是，长时间坐着不动，还得拿出个架式来，他就很不自在，一招一式，都“装”得不到位，奶奶、妈妈、礼部官员、司礼监的太监，“手把手”地教他“装蒜”，连哄带吓唬，排练了好几天。“教练”们个个惹了一肚子气，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还好，一番苦心没有白费，登基大典总算顺顺当当地拿下了。
明代采用公开册立皇太子的方式，确定皇位继承人。朝廷的“红头文件”说：“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大位。”因此，册立皇太子，又叫“立东宫”、“立国本”。这么大的事儿，当然要举行盛大典礼，好好热闹热闹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和殿的重建工程还在继续，四年前那场火灾留下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和昔日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金銮殿相比，这会儿也就算能遮风挡雨而已。
神宗朱翊钧身着礼服，乘着礼舆来到保和殿，等待吉时。王氏宫女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明光宗，死后葬在十三陵庆陵），已经“够廿儿”。他穿着一身儿新做的礼服，奉命站在太和门外候着。
吉时一到，钟鼓齐鸣，奏中和韶乐。乐曲声中，朱翊钧摆驾太和殿，升金銮宝座。礼部尚书引导朱常洛，入太和门，从东侧走上太和殿丹陛，规规矩矩、诚惶诚恐地肃立在“拜位”上。接着，他俯伏在地。向着太和殿“三跪九叩”。乐止，鸣赞官亮开嗓子高喊：奉旨册立东宫太子！宣旨官站在金銮宝座右前方，张开大嘴，高声诵读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乐起，朱常洛爬到地上叩头谢恩；跪在地上，双手颤抖着接过颁诏官递过来的册和宝（证书和印鉴），转手交给侍立在侧的“伴读太监”，再次叩头谢恩。
等父皇起驾，乘礼舆回乾清宫，朱常洛才在乐曲声中，牛哄哄地走下丹陛。礼部官员导引，皇太子仪仗拥着朱常洛，鼓乐队紧紧跟随，浩浩荡荡地出太和门，向东经协和门，向北进文华门。朱常洛在文华殿升座，接受满朝文武跪拜、祝贺。
礼成，朱常洛去坤宁宫跪拜“嫡母”（皇后），谢恩；再到东六宫的景阳宫，参拜生母王恭妃，谢恩；然后，回到自己住处，收拾东西，迁往“东宫”。
次日，朱常洛谒太庙。回到“东宫”，他郑重地开始行使皇太子的“职权”：册立郭氏为“太子妃”，颁发了盖着太子关防的“证书”。
帝后的常用交通工具，是各种各样的轿子，也称为“舆”。
皇帝出紫禁城，由锦衣卫校尉抬轿子。在紫禁城里，帝后的轿子都由太监抬。祟祯年间，思宗朱由检的田妃，曾一度搞改革，让抬轿子的太监统统下岗，选用宫女抬“凤舆”。朱由检夸媳妇儿“知礼”。烈日下，轿妇汗流浃背；下雨天，又个个变成了落汤鸡。田妃作了一番考察，画出设计图，命令太监沿途搭起竹棚。轿妇们免了日晒雨淋之苦，轿夫们也跟着沾了光，都夸田妃“体贴下人”。
清代，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在太和殿举行常朝，臣工参拜皇帝，升官的和调职的官员面圣谢恩，外国使节朝拜、行礼、进贡等；其中，外国使节的首次朝拜，类似今日大使递交国书。皇帝有时在晚膳后，传见大臣，时称“晚面”。
《康熙南巡图卷？卤薄图之一》顺治皇帝福临的叔叔多尔衮在吴三桂协助下，占领了北京，多少也有点儿“天上掉馅饼”的意外之喜。应该说，当时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做好统治一个泱泱大国的充分准备。顺治皇帝福临在当年十月一日举行登基大典，所用的大驾卤簿（仪仗），基本上沿用了他的父亲皇太极在老家盛京（今沈阳）用的那一套：一把金漆椅，一个金漆凳，四个拂尘，当差的戴铜顶黑绒帽，穿绿色衣服，扎黄色腰带；一个金痰盂，一把金壶，一个金水瓶，一个金盒，两个金香炉，两个香盒，操家伙的夏戴凉帽，穿绿色衣服，罩青色补褂，扎黄色腰带，冬天则戴貂皮帽子；一把曲柄盖，四把直柄盖，两把大扇子，四个符节，六支黑杖，四支红杖，拿这些物件的人戴插着黄色羽翎的铜顶黑绒帽，绿衣黄带；六把大刀，六支长戟，十面纛，十面旗，文马（配马具）十匹，当差的夏戴凉帽和披肩，冬穿“虎皮褂”。另有锣鼓笙笛等一大堆乐器，乐队队员戴插着黄色羽翎的铜顶黑绒帽，穿绿衣黄褂，扎红腰带。
清朝在中原站稳脚跟后，吸取了前朝的经验，又保持了满族的风俗习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典礼、仪仗规制，并逐步趋于规范。清代皇帝卤簿（仪仗）大致分为四种：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各由若干人员及器物、马匹等组成。大驾卤簿最排场，最壮观。从人数上看，多时可达三千人左右；中等规模仪仗，一千五百人左右；小打小闹，也在二三百至五百人之间。皇后卤簿称“仪驾”，皇贵妃、贵妃的称“仪仗”，妃嫔的称“采杖”。
清代有了掌管卤簿（仪仗）的专门机构，叫作“銮仪卫”。銮仪卫内设：左所（管辇、辂等）、右所（管刀枪、伞盖等）、中所（管旗、节、麾、幡等）、前所（管拂、盒、扇、垆等）、后所（管瓜、锤等）、象所（管象、马等）、旗手卫（管鼓、号、角等）。据说，大贪官和珅原来就是銮仪卫抬轿子的。一日，陈设仪仗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黄盖”了。銮仪卫官员急得团团转，把手下人支使得手忙脚乱。乾隆皇帝弘历责问：“这是谁的责任？”众官员你瞧我，我瞧他，谁也回答不上来。和珅抖了个“机灵儿”，引经据典地应了一句：“典守者不得推卸责任！”弘历立即召见和珅，询问“语出何处”，以及和珅的简历。这小子对答如流，而且非常得体，深得帝心。从此，他步步高升，入阁拜相。和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精心地为皇上“抬轿子”。
举行大朝时，銮仪卫设步辇于太和门外，陈王辂、驯象等于午门外，太和殿前设“金八器（瓶、盒、盂、壶等），还有金椅、金凳各一个。旗、纛、旌、幡，刀枪杖戟等，从太和殿丹陛下，一直排到天安门。
按照礼部确定的典礼规格、形式，太常寺准备乐谱、乐器，组织乐队。
清康熙皇帝玄烨博学多才，在音律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积极倡导满民族吸取中华大文化的精华。在音乐方面，把古代传统雅乐与满族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制订出了具有清代特色的宫廷乐章。乾隆皇帝弘历的音乐细胞也比较发达，对音律颇有研究。乾隆七年，“御制乐章”，使宫廷典礼、祭祀乐章，趋于成熟和规范。大朝时，设在太和殿前的中和韶乐，有编钟、编磬、琴、瑟、箫、笙、笛、埙、鼓等六十多种乐器。设在太和门内的丹陛大乐，也有笙、管、鼓、锣数十样。
编钟这种古代乐器，迄今中国已经出土了一百八十多套，九百二十多件。各个朝代的形制、枚数、大小，都不一样。总的来看，南方出土的二十多枚一套，中原出土的十多枚一套。河南信阳出土的春秋末期编钟，有十三枚。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一套编钟，有六十五枚。这个编钟“巨无霸”，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歌舞团的大型编钟歌舞，曾是当地招待旅游团体的最叫座的节目。乾隆年间制造的编钟，一套为十六枚。
石头或玉制的编磬，一套大多有十六枚。乾隆年间制作的编磬，各枚大小厚薄不等。
礼部官员把王公大臣献的贺表，陈列在太和殿东侧的宝案上，把各省官员上的贺表，置于午门外的龙亭之内。
金銮宝座左右，各站后扈大臣一人；宝座后面左右，分别站着豹尾班侍卫各十人；宝座前，十名御前大臣分左右，相向而立。
宗室王公、文武百官皆穿朝服。宗室王公站在丹陛上的指定位置，百官和外国使臣按级别，立于庭院中各自的位置上。
后扈大臣数人侍卫在乾清门。礼部尚书、侍郎（正副部长），在乾清门台阶下恭候。
这天早晨，皇帝三四点钟就得起床，梳洗打扮，穿上礼服，先到宫中各处神殿、佛堂，拜各路神佛；然后，祭祖、祭孔，再拜活着的太皇太后、皇太后。拜完了该拜的死人、活人后，皇帝回到乾清宫休息。主管天相、气象的钦天监官员，在乾清门报告：吉时已到！引导官和礼部尚书、侍郎，奏请皇帝起驾。午门上钟鼓齐鸣。皇帝乘礼舆，出乾清宫，引导官在前引导，后扈大臣跟在舆后。到保和殿，皇帝降舆，至中和殿升座，接受侍卫官、引导官等人的“三跪九叩”拜贺。“中和韶乐”奏起，皇帝起驾去太和殿。
太和殿前，炉、鼎、龟、鹤，吐出缕缕香烟；金钟、玉磬，琤琤琮琮，清脆悦耳。丹陛上下，撅起了黑鸦鸦一片屁股。皇帝在金銮宝座上坐定，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式，“中和韶乐”止，宗室王公、文武百官挺身肃立。銮仪卫一名校尉，在太后殿庭院内鸣“静鞭”三响。这个鞭子，长十多米，把儿长约三十公分，刻着龙头。耍鞭子的校尉，训练有素，挥鞭自如，大有“我持彩练当空舞”的牛劲儿。
静鞭响过，奏丹陛大乐，宗室王公、百官跪。乐止，宣表官至陈设贺表的宝案前“奉表”。两名内阁大学士跪在案前“展表”。宣表官扯开嗓门“宣表”。之后，奏丹陛大乐，宗室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礼毕，乐止，宗室王公百官原位肃立。“静鞭”三响，奏中和韶乐，皇上起驾，众人跪送。鸣赞官宣布“礼成”，清场。
“三跪九叩礼”，满族话叫“达儿头”。行礼者肃立，按先左后右的顺序，“啪、啪”两下，放下马蹄袖，跪在地上，上身挺直，屁股放在脚后跟上，磕三次头，起立；如此三遍，连续动作，一气呵成。女人跪在地上，屁股放在脚后跟上，平伸右手，再掌心向前，举到鬓角处，然后手放下；如此三次，算“三叩”。
幼年溥仪旧照满族风俗，小辈对长辈三天施一次小礼，五天施一次大礼。皇帝对自己的老娘，也得这么做。除跪拜外，还有“请安”、“作揖问候”、“打千”。打千儿时，男的哈腰，曲膝，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像从地上拣件东西似的”；女人半蹲，双手扶膝。亲友相见，有时行“抱腰贴面礼”。
清制，部曹对堂官只平揖，不请安；亲王兼领部职，施膝礼。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去世，诸王大臣集议丧礼于永康左门外。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以次环坐。内阁九卿科道同详议毕，阁臣向前白其议，从诸王跪。起立时，一年长阁臣摔了一跤。皇上不悦，说：辅弼大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接，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并“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后凡会议，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其后，诸王与大臣往来，即非会议亦渐用“敌体”之礼。
元旦、冬至、万寿节的大朝结束后，皇帝回到乾清宫，分别接受皇后、妃嫔和儿女们的跪拜祝贺。
遇有“国丧”等意外事件，免行“大朝之礼”。乾隆元年元旦，因雍正皇帝胤禛辞世不久，正处守丧期间，乾隆皇帝弘历传旨，免元旦朝贺。乾隆二年，又免元旦大朝。乾隆三年元旦，“上初举元正朝贺，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贺。自是每年为之。”
同治皇帝载淳、光绪皇帝载?和宣统皇帝溥仪，还在“幼儿园大、中班”时，就当上了皇帝。载淳五岁登基，载?四岁即位，溥仪三岁坐龙椅。他们三个人中，溥仪最“难逗”。从醇王府接他入紫禁城的那天晚上，他就大哭大闹，很不老实。参加大朝这样的费时、人多、充斥着数不清的繁文缛节的活动，对溥仪这号的幼童的忍耐力，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溥仪照朱祁镇差远了。教他招法，格外费劲，说浅了不是，说深了也不是；哄他，“登鼻子上脸”；吓唬他，哭起来没完……
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九，为溥仪举行登基大典。虽说连着死了载?和慈禧太后两个大人物，正处国丧期间，典礼从简，但是，程序照旧，不能马虎。起了个大早，又是化妆，更衣，又是“彩排”；还要敬神，礼佛，谒祖，祭孔，参拜隆裕太后，没完没了地下跪，接二连三地磕头；序幕演完，等到这个屁事儿不懂的小崽子，被他父亲、摄政王载沣放到太和殿的宝座上时，早就被那帮子大人折腾得不耐烦了。载沣单腿儿跪在宝座旁边，明着是“扶”着皇帝上，实则使劲儿按着儿子，不让他乱说乱动。小皇帝虽然还不懂得自己“一言九鼎”，但是，他自有对付老爸那一套的绝招：挣扎不休，哭闹不止，还声嘶力竭地嚷嚷：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想回醇王府，那是万万不行的！他要是拉屎撒尿，那就更要使爸爸为难了：离开宝座方便？不行；尿了龙袍？也不好；拿个尿壶接着？岂不是要在天下人面前出“丑”！
大典的鸣赞官（司仪），被哭闹声搅得心烦意乱。参加典礼的官员，也心不在焉，晕头转向；有些一二品大员，稀里糊涂地钻到八九品官员堆里；有些低级官员，随帮唱影，跪到一二品长官的屁股后头，一通地冲着太和殿磕头，喊万岁。
满院子文武煞有介事地“三跪九叩”，没结没完；小皇帝的哭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肆无忌惮。载沣摊上个倒霉的差事，又急又累，满头大汗，不住口地哄着儿皇帝：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终于在皇上的哭闹声中结束了，百官一边退场，一边议论：“要回家”，“快完了”，这是什么意思？莫非……
三年后，大清朝真的就“玩完了”。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溥仪“回家了”，从紫禁城搬到他父亲载沣的府邸去（今北海后沿儿宋庆龄故居一带）；又过了几年，溥仪又回到了东北老家。
按照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例，溥仪退位那会儿，只是把外朝三大殿及所在区域，交给了中华民国，尊号不变，仍居宫禁，过帝王生活。这期间，溥仪倒是越来越“懂事儿”了，知道“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可惜呀，江河日下，已经威风不再了。“朝廷”、“皇室”成员不能大摇大摆、趾高气扬地出入午门，只能走紫禁城后门神武门；各种“大典”，也改在乾清宫举行，活动范围小了，规模和声势大不如前。按例“元旦大典”从上午九点钟开始。溥仪仍身着明黄色龙袍，外面套上有日月星辰图案的团龙补褂，端坐在乾清宫正殿的龙椅上。“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在乾清宫大殿内外依次排班儿。溥仪“接见过”中华民国专使后，丹陛下响起三声静鞭，乾清宫庭院内外，鸦雀无声。接着，乾清宫东、西两廊鼓乐齐鸣，满、蒙王公和内务府大臣、“南书房行走”等遗老遗少，穿着朝服，依次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整个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皇帝到太和殿去参加大典，来回坐的是最高级的“礼舆”，高两米多，正面宽一米二，侧面宽一米八；重檐式轿顶，第一层八角形，饰金顶，第二层四边形，罩着绣金龙的黄缎子帷幄。冬天，轿外加一层毡子。四柱蟠龙环绕，门饰云龙。两侧各开一窗，夏用纱帘，冬用玻璃。
皇帝出内城大典、大祭时，也乘坐这种楠木礼舆，十六个人抬，随行的仪仗队，约有一千五百多人。
在皇城内活动，皇帝坐十六人抬的“步舆”，随行的銮驾卤簿，约有二三百人。到皇城外巡视，皇帝坐十六人抬的“轻步舆”，随行的骑驾卤簿，有五百人左右。
皇帝很少有“跑单帮”的时候，即使在紫禁城内转悠，也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群人。这种时候，皇帝坐四人或八人抬的“便舆”，天儿凉坐“暖便舆”，天热乘“凉便舆”；也有坐有座无棚罩的“肩舆”的时候。皇上去御花园遛弯儿，也免不了兴师动众：敬事房的一名太监在前面开路，嘴里不时发出“哧—哧—”的声音，警告闲杂人等回避；其后，隔二三十步远，有两名“属黄花鱼儿”的太监，顺着路两边，迈着方步“趟道”；再隔十几步远，才是皇上坐的轿子，两边各有一名太监“扶轿”；后面跟着一大帮太监，拿着马扎儿（备皇上小憇用），捧着衣服，带着雨伞旱伞，挑着点心、茶具、茶水、急救药品、洗漱用具；压阵的太监，带着尿壶、便盆儿。受到群众这般“拥护”，皇帝还总觉得自已是“孤家寡人”，恐怕是“高处不胜寒”，很难有“说贴心话的人”吧！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为了给“洋兵”腾地儿，急急忙忙遛出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载?，有时坐轿，有时坐驴车，一路颠簸，逃往西安。第二年回到紫禁城，载?见中外纠纷仍然不止，心急如焚。有一天，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他命令两个小太监，把两根儿竹竿绑在一把椅子上，用这个“滑竿儿”抬着他去办事。一路上，他拿着一个小铜物件，一边敲打着扶手，一边自言自语：老外照这样胡闹下去，怎么得了……突然“咔嚓”一声，竹竿断了，皇上跌翻在地。两个小太监脸都吓绿了，爬在地上鸡啄米似地叩头，请罪。载?一跃而起，一边拍打衣服一边说：没你们的事儿，都起来吧！说着，自顾自地走了。
载?在西苑瀛台咽下最后一口气儿，“躺”在吉祥轿里，回到了久违的乾清宫，被人塞进了“梓宫”（棺材）。这“吉祥轿”，似车，却没轱辘；像轿，又比轿子细长。
有幸一睹慈禧太后的“劳斯莱斯”风采的人说，她的礼舆是以藤子为主要原料制造的。两侧各有一根儿五米多长的大木杠，叫“辕”。辕两头儿各有两个大横木和四个小横木，用十六个人抬。舆外套鲜艳的杏黄色贡缎，外面又罩着金线薄绸，四面各绣一条蓝色飞龙。舆顶安装一个“金球”。内壁衬一层鲜亮的杏黄色缎子，上面绣着“八宝”：仙鹤、灵芝、绿松、白磬、淡红色和合（六角形盒子，象征富足）、浅黑色鼓板（寓意“统一”）、彩虹似的“龙门”、玉鱼（灰身银鳞，雌雄搭配）。
座位两边，有包着丝棉的杏黄缎子扶手；扶手提起，背面镶着镜子。座前有一个包着杏黄缎子的活动横板，当作桌子。轿内放着点心。化妆品应有尽有，还有一个按摩脸皮的“圆玉尺”。
这个“礼舆”，简直就是一座“活动房”。坐这么舒服的轿子，慈禧太后哪能想到进步、发展！
中国本来是最早发明“车”的国家之一。唐、宋以来，帝王将相都把心思放在“轿子”上了，使中国在“车”的发展上，大大地落后了。到190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辆“舶来的”汽车时，中国人开了眼界，把它称作“铁马”。有人建议在北京城外修铁路时，最初，慈禧太后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些云南边远山区的乡亲，第一次见到小汽车，都热情地拿着上好的草料“喂它”。某摄制组到贵州北部赤水河一带拍电影时，喝了一辈子“茅台酒”的耄耊老人，请求摄制组，让他们“尝尝坐汽车的滋味儿”。
今天，酷哥靓妹开着私家车到处兜风时，也许没想到，照中国人的聪明劲儿，他们的曾祖就应该享受这玩艺儿了！

第四章 朝朝朝朝朝夕阅
听政、视朝、早朝、会议、晚面、请安、见启儿……统称“日常办事”。
明太祖朱元璋“四鼓而兴，未明视朝”，“晡时听政”，“昏乃还宫”。
清康熙皇帝玄烨“每日听政，必御正门”，“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未尝暂辍。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尺犹拥被。”
看惯了人民代表规规矩矩坐着开会的中国人，从电视上看到某些国家或地区议员大打出手的场面，觉得分外新奇。其实，这种情形，在内阁也时有发生。那里，军警宪特，什么人才都有，干起架来更热闹。不过，内阁总是“关着门”议事，外人很难了解内情。议会经常“敞着门”开会，议员擤鼻涕，打哈欠，都躲不过老记的镜头。
明穆宗隆庆五年的冬天，小北风嗖嗖地刮，冻得人们直淌清鼻涕。到了办公室，内阁成员们也不觉得暖和，“阴风阵阵”，令人心寒。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走太监后门儿新爬上来的大学士殷士儋，各领“一军”，时不时就给皇上打个“小报告”，互相拆台。大学士张居正两边都不得罪，坐山观虎斗。
最近几天，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程度。在这次“通风会”上，终于面对面地干了起来。殷士儋首先发难。他采取迂回战术，阴阳怪气儿地对高拱的哥们儿张楫说：“咱们之间有什么话，都好说，千万别被人当枪使！”会议室里一下子就炸窝了，七嘴八舌，乱哄哄的；有的直来直去，有的敲边鼓、甩闲话，说啥的都有。高拱眼睛一瞪，冲着殷士儋吼道：“有本事，直接冲我来，别拐弯抹角的！”殷士儋一看把主帅挤兑出来了，正中下怀，指着高拱的鼻子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算计张三，明天算计李四，内阁的老人儿，一个个被你撵走了；我连屁股都没坐热，你又想赶我；这内阁是你们家的？”
高拱资格老，所向披靡，从来没叫人这么作践过，气得捋胳膊挽袖子……张居正一看苗头不妙，刚想出头劝架；冷不防，高拱扑上去，当胸给了姓殷的一拳。这一拳出手，就像吹响了冲锋号，舌战已不解气的人们，顿时拳脚相加，混战起来。
穆宗朱载垕不爱“管闲事儿”，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也不带着急的。没准儿他还暗暗高兴呢：你们打得越历害，就越想找朕讨“骨头”啃；你们要是“团结一致”、“铁板一块”，朕可就容易被蒙在鼓里了！
“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非常辛苦，不称心不如意的事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元（1271-1368年）以前的各个王朝，都设丞相职位；有的朝代还把这个职位一分为二，设左丞相和右丞相。虽然丞相是皇帝任命的，皇帝对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但是，丞相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朝参与议政、决策，退朝号令百官，事无不统。有了这堵“挡风的墙”，皇帝显得悠哉游哉；上朝，直接面对的是少数大员，退朝，需要批阅的奏折，数量有限。
“县官不如现管。”丞相府人来轿往，拉关系、走门子，汇报、请示工作的，川流不息，比皇宫热闹。许多为官儿的，见不到皇上，也不怵他，对丞相却俯首贴耳。有时，丞相上朝，皇帝老子还得假惺惺地欠欠腚，作“起立”状，意思一下。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现代的内阁制，总统也好，国王也罢，仅仅是国家元首，当作牌位供着；总理、首相大权独揽，说话算数。
大多数皇帝都担心丞相尾大不掉，架空自己，使自己成为梁山泊好汉晁盖。因此，皇帝和丞相互相较劲的情况，层出不穷。斗来斗去，绝大多数情况下，胳膊都拧不过大腿。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周而复始的